中国改革开放文学论坛专家研讨会实录（上）

“三十年文学：成就、反思与掘进”，１２月１日下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学论坛专家研讨会在图书馆五楼会议厅举行。洪子诚、雷达、胡平、潘凯雄、李敬泽、彭学明、贺绍俊、白烨、谢有顺、胡殷红、杨黎光等著名作家及学者纷纷登台，就三十年文学发展史、文学思想价值观变化、文学出版业、文学文体的发展、文学期刊、网络文学发展、青年作家文学创作、民族文学民族品格问题、小说语言艺术演变等课题进行讲演。

洪子诚：

反驳当代文学“垃圾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洪子诚教授以反驳西方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论”开场，讲述３０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他说，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年的文学，相对于中国内地５０～７０年代的文学来，它的变化及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是巨大的。这种变化、成绩，自然表现在作家、诗人数量，文学书籍、刊物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表现在国家对文学管理制度的某种改善等方面，但最主要的标志，则是若干优秀作家、优秀作品的出现。从深层的方面看，这种时代性的“转折”、变化，最主要的是一定程度开放写作者、读者、批评家的心灵、想像的空间，和他们获取开阔丰富的人类文化资源的可能性。这是推动文化创新、深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基于此，洪子诚完全不同意当代文学是垃圾或大多是垃圾的耸人听闻的说法。虽然顾彬解释说“垃圾”指的是卫慧、棉棉的作品。但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的轻蔑之情显而易见。其实对当代文学持否定态度的也包括一些国内学者与研究者，他们认为当代文学比不上现代文学。有研究者说，现代作家有许多感人故事，当代作家没有自己的故事。他不能苟同，这是一种偏见，区别只是，现代作家的那些故事，反复被讲述渲染，而当代的故事，还未被认真讲述而已。在当代，特别是近３０年来的一些作家、诗人、散文家，也许尚不能和鲁迅等大家相提并论，但他们和现代一些被过分“经典化”、“神圣化”的作家、诗人相比，并不一定逊色，有的甚至有所超越。当然他们的写作距离我们在时间上过于靠近，他们也仍存在变化，因此，采取更为慎重、节制的态度是有道理的，但反过来不能构成轻忽、贬低这些年来作家、诗人艰辛探索的理由。

诗歌是衡量一个时期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洪子诚发现在大型文学研究活动、论坛、会议中很难看到诗歌及诗人的身影。诗歌的缺场是个奇怪的现象，他说，“我要为诗歌辩护。在当代，文学成绩的评价标志，有被小说文类垄断的现象。这是不同时代文类关系的体现：在现代，小说成为文学的心、主导文类。”

主要从事中文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洪子诚认为，近一百年来，许多诗人在汉语语言，在探索现代人心灵、情感和经验上付出的努力，应该给予重视。可是“新诗”的“合法性”至今仍是个问题。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事实是，前些年大家都在谈论五四诞生的“新文学”已经终结，但是，作为“新文学”先驱的“新诗”，却在“新文学”终结的时候，它的合法性、存在的价值，仍然是个问题。

在总结中，洪子诚表示，谈成绩的同时也要进行反省。纪念改革开放不只是肯定成绩评功摆好，更是一种检视与反思，甚至可以说，认识这３０年的限度、问题更为重要，“对于写作者、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而言，我想，最为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重组的社会文化空间之中，在政治权力与市场之间建立复杂情境之下，究竟选择何种位置，确立怎样的文学信念和工作方向，是首位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文化界、文学界的分代，是必然的，而且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的现象。”

雷达：

看文学思想价值观变化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以回顾三十年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来评说文学思想价值观的变化，这些变化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他认为，第一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对文学而言，就是对人的认识、发现的深刻程度，以及探究能力的变化，郁达夫在五四文学革命时说，五四发现了人，这个人，不再是为君主活着的人，为国家而活着的人，为父母活着的人，而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这话一语点到了五四精神的穴位，那时的作品自有价值，他们中的人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极限。但不少作品的致命伤在于，人物的心理和行动极其简单，非此即彼，一目了然。注重人的发现，是现今长篇与以往某些长篇的根本区别之一。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打着民族精神文化烙印的人。比如，《平凡的世界》的成功与它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发现了一个新的个体意识觉醒的生命有极大关系；《黄金时代》里以“王二”这个人物揭示极端荒谬情景中生命的顽强存在等等。

第二个突出方面是，文学在历史领域有大面积开掘，有纵深化和多样化的出色表现。众多作品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掘历史中有益于现代人的精神，作家所持视角和方法却又各异，或还原历史，或解构或消费历史，出现了一个阐述历史的狂欢化的盛大景观。据统计，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有百分之七十为历史或准历史题材创作。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历史叙述一直占据长篇小说中的突出位置。这是现当代文学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这究竟是因为什么，看来，历史与今天、与文学有着怎样一种神秘的精神联系有待深究。事实，这种强烈重诉历史的欲望，正是从传统向现代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大致看来，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最初经历了由当年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战争到今天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的过程，其中伴随历史观的变化，突出革故鼎新的精神。

第三个突出方面则是，乡土叙述的拓展、更新和深化。乡土叙事是现当代文学中积累最厚，力作最多，历史最为悠长的一片领域。鲁迅先生开创了两大类型：农民和知识分子。农民与乡村向来是现当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农耕文化传统是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现在的书籍市场和大众文化领地，“文学都市”无疑已占有优势，覆盖面大，出现了文学想像中心从乡村向都市的转移，８０后的写作，已基本与乡土无缘。但是，在纯文学领域，乡土叙事凭借惯性仍占有很大比重。一些公认的文学精品与获奖作品，仍多以乡土题材为主力。乡土叙述向来有三大模式，即启蒙、阶级及田园模式。现今的根本性变化在哪？其一，扬弃原先的阶级斗争视角，其二，交织着文化冲突激起的人性冲突，包括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等，其三，以开放的现实主义姿态融化诸多现代主义的观念手法来表现本土化的生存，其四，对乡土生存中的集体无意识的探究与揭示，这也是以往不曾有的。

第四个突出方面是，长篇小说的成就如果说有一种可触摸的踏实感的话，那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一批典型。真正的典型是不能被遗忘的。比如《白鹿原》里的白嘉轩，《曾国藩》中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位大儒的曾国藩，《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活着》里的福贵等等。另外，突出的方面还包括上世纪９０年代女性主义的写作潮及被民族的、国家的、革命的大叙事所覆盖的个人记忆和个体存在的价值等等。

雷达说，３０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学与文学中国正在实现双重超越，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无疑取得长足的发展，我们需要总结，同时也需要清醒的反思。要看到，我们还没有多少公认的、堪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能体现本民族最高叙事水平的大作品，长篇小说的未来会很远大，要走的路也还会很长。

贺绍俊：

文体革新体现文学成就

“３０年的文体发展让人振奋又惊奇，假如我们设定这３０年的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的话，文体就是检阅文学成就的最显眼的标识。这３０年间，当代文学的文体经历了一次大解放、大突破、大改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体实验和文体革新的热情与冲动，也带来了文学全新的变化。”沈阳师范大学贺绍俊教授如是评说３０年文学文体的发展。贺绍俊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

所谓文体，指的是文学作品的体裁，它包括语言表达方式和意义的组织形态，涉及到作品的语言、结构、叙述为式，叙述视角等。贺绍俊说，讨论３０年的文体发展，必须放在一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大背景下，才能看清它的意义。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成果就是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文学的文体界限，从大的板块说，就是现代小说、现代诗歌和散文。当然每一个大的板块还可以从文体的角度细分。在半个多世纪里，这一现代汉语文学的文体逐渐成形稳固。但正是在改革开放３０年间，人们不安于在统一的文体里生存了，纷纷摇晃文体的稳固基座。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一个文体革命的高潮宣告到来。

这一高潮首先体现为作家自觉的文体意识。早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王蒙就提出疑问：“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小说中有散文、小说中有诗呢？”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新潮小说浪潮唤醒了作家们摆脱文体束缚的冲动。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作家普遍有了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如韩少功谈到他的创作时，用了“打破文体习惯”、“文体置换”、“文体破坏”等说法。作家们以谈文体为荣，阎连科就有一个说法，“为文体而战的前沿的士兵”。文体意识的强化也与西方文体学在这一时期成为理论批评界的显学大有关系。

之后，呈现疾风暴雨式的文体革命。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作家频繁地进行着文体实验，新文体的作品不断涌现。有批评家还在为这场文体实验具体归纳出拟离骚体小说、双体小说、反思对话体小说等七个新品种。口号最响亮的是《大家》等期刊喊出的“跨文体写作”。如今随处可见的是作家在文体上下功夫，或调整思维，或者改变视角，或者追求新的叙述方式，或者重组文学结构。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四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在文体上都有其独特之处。

贺绍俊认为，文体的解放不过是作家思想解放的落脚点。文体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也是一个意义表达的问题，而且在有时首先是一个意义表达的问题，作家们需要寻找到新的载体来表达自己新的经验。三十年来文体的活跃显然与这３０年来文学观念的活跃有直接的关系。当代社会的急剧变革，观念的更新，全球化带来的多元化的对话，这使得作家们看待世界和人生有了新的视角新的理念与想像，这一切都需要有一种新的文化来承载，但是也要看到，革命性文体发展带来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其一为文体的超前性，一种文体从孕育到成型成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现代汉语的文学文体，从诞生到现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严格说来，还没有完全成熟。因此，眼下的文体革命，文体的解放显得过于超前。它的后果不单纯是牺牲了小说的故事性、情节性或人物形象，牺牲了散文的真实性，牺牲了纪实文学的纪实性等等，更重要的是，体裁是创造性记忆的代表，体裁保证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轻率地破坏现代汉语的文学文体，也许会抹去我们珍贵的文学记忆，会让文学精神的历史链条产生断裂。

其二，文体意识的弥漫，造成了作家们的文体焦躁症，仿佛不在文体上玩点花样就落后了，于是唯文体而文体，有的跨文体的小说被批评为“对既定文学范式进行一次刻意突围的表演之作”。文体焦躁症的明显后果是，一些作家分明还没有真正掌握成形的现代汉语文体，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小说思维或诗歌思维，却大举进行文体破坏的行动，到头来留下的只是一堆思想和语言的碎片。贺绍俊的结语是，我们当然需要文体的革命和解放，但此刻更需要的是文体的建设和守成。

刘 瑜／文 韩 墨／图

长篇小说三十年

长篇被称为“长河”小说，所有的观念都在强调其大，于是，称它为百科全书，为史诗，为交响乐，视它为一个民族心灵史的丰碑和文学的里程碑。著名评论家雷达对三十年的长篇小说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性回顾，勾画其发展的大致轮廓。

１ １９７７年前后，中国文坛一片冰河解冻之声，但长篇小说还未能像诗歌与短篇小说那样活跃，迅即发出敏锐的振聋发聩之声，也不能像中篇小说很快成为上世纪８０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形式。那时长篇的情形是，《第二次握手》还在民间流传，丁洁琼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成了一些青年喜欢重复的警句。《许茂和他的儿女们》开始在四川的杂志连载，却已不胫而走。写于文革后期的《李自成》第二部出来了，虽然它仍停留在对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传统思路的书写上，但深厚扎实的史识，自成一家的博大，仍然使购书者排起了长队。长篇小说的创作在看似迟缓的状态中蓄势待发。

２ 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９年间，长篇小说迎来了自己的复苏，出现一次大的腾跃与发展。最初的主要作品有：《东方》、《将军吟》、《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许茂和他的儿女们》。随着第一轮改革潮的来临，以《沉重的翅膀》为代表的一批写改革的作品破门而出，像《花园街五号》、《新星》、《男人的风格》等。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黄河东流去》、《钟鼓楼》等视野更开阔之作问世。再后来，力作迭出，《平凡的世界》和《浮躁》是两部对社会文化心理变化极其敏感，对农民的历史命运极其关注的作品，与此同时，《古船》、《活动变人形》、《玫瑰门》、《隐形伴侣》、《突围表演》、《金牧场》、《洗澡》、《少年天子》纷纷涌现，长篇小说的阵容更为壮观，它们均含有对历史的深切反思，并开启了对人性复杂性的提示和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批判性审视的新路径。

这一时期的长篇，启蒙性是其武器，反思性是其核心。另一特点是由人文主义的反思到文本主义的实验，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先锋长篇兴起，重语言、重结构、重西化的人文观念和哲学理念，并为之演绎，融入现代主义的某些方法、观念、手法，尤其注重探索心理深度，像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就使感性空间和想像空间大为扩充。

３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文坛一度沉寂。自１９９３年所谓“陕军东征”开始，《废都》、《白鹿原》和《曾国藩》在同一年头问世并且同时热销，市场的刺激、社会的审美需求，很快酿成了一个长篇创作的竞写潮。在题材上较前更为宽泛，从历史到现实，从家族到市场，从社会化到个人化，从政治到性，从官场到女权，无所不涉猎。最大的区别还在于，８０年代作家的价值立场大都具有统一性，思潮具有同步性，而进入９０年代的作家的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变化微妙，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审美意识，特别是价值系统和精神追求，出现了明显分化：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甚至是准宗教的，一齐并存。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大致是，写家族命运和乡土变迁的有，《故乡面和花朵》、《白鹿原》、《第二十幕》、《茶人三部曲》、《旧址》、《缱绻与决绝》、《日光流年》、《丰乳肥臀》、《战争和人》、《最后一个匈奴》、《羊的门》、《尘埃落定》、《英雄无语》、《呼喊与细雨》、《活着》、《施洗的河》、《许三观卖血记》、《大漠祭》等。表意性的象征化写作有《黄金时代》、《务虚笔记》、《九月寓言》、《马桥词典》、《废都》、《怀念狼》、《耳光响亮》等。怀旧反思型的有《季节系列》、《凉山月》、《菩提树》、《青春期》、《裸雪》等。社会问题型的有，《抉择》、《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大雪无痕》、《国画》、《兵谣》等。女性主义型的有《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破开》等。

４ ２１世纪的头七八年间，比起上世纪９０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似乎规范多了，平静多了，没有多少事件性的轩然大波，却依然势头不减，数量惊人。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内地正式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达６０００部左右，每年有８００到１０００部之多，平均日产两部以上。虽然数量与质量不平衡，但在有限的力作中，却能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不断增生新的生长点，其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及叙事能力，都在逐渐摆脱“引进”与“回归”的依赖性，在形成表达中国经验的独有的、本土化的、丰茂的叙述美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这一时段的重要长篇大致有：《圣天门口》、《无字》、《桃李》、《东藏记》《历史的天空》、《秦腔》、《亮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