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08-12-24 点击数：1702

 近日，在德国慕尼黑艺术中心Gasteig的 Black Box厅举行的“作曲家肖像音乐会”上演出了我国留德青年作曲家杨琳的作品《塔》和《我并不是我》。“作曲家肖像音乐会”隶属慕尼黑双年音乐节，由德国著名作曲家亨策创办，每场音乐会选定一位青年作曲家，并由其选定整场音乐会上演曲目，以此来推荐新人新作。此次音乐会共由6首曲目组成，曲目之间穿插着音乐节总监、德国著名作曲家鲁茨什卡与杨琳的对话，围绕着她的学习与创作展开。演出很成功，德国音乐家对杨琳的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誉。以下是笔者对杨琳的越洋采访。

    笔者（以下简称姜）：能谈一下你作品的特点吗？

    杨琳（以下简称杨）：现在我感兴趣的是避开表面上的中国音乐风格和西方风格的糅合，而转向寻找更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因素。像在最新的作品《塔》里我尝试刻意地将东西方建筑风格中的具体线条和结构综合在作品里抽象化，或者非直接地将中国文化中的静态，或某种外在因素加以内在表达，用多种形态潜入作品里并把它埋藏起来，然后通过作品整体上的前后关系和来龙去脉去体现中国文化中的内在精神和本质。也就是说有些东西不是一下子就能辨别出来的。而非直接的表达法本身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姜：很有意思。那你是将东西方文化融合体现了呢，还是试图去表达它们之间的差异？

    杨：在我看来所谓东西方的或是冲撞或是融合的界限已经变得极其模糊了。尤其在我到了国外以后，渐渐发现中西方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很多时候竟然是如此接近，以至于有时候很难去追根溯源。

    就个人而言，我有权选择是否在作品里去体现文化间的差别或融合，或者不。然后就是看怎么去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如果谈到具体作品，其实还是很个人化的。如果我和一个西方作曲家站在一起，我可能更愿意去问我和他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中国作曲家和西方作曲家的区别。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生长背景，而这种背景决定了你的个人审美喜好和音乐听觉习惯。我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同时我从小也学西方音乐，学钢琴。这造成了我的文化归属感不只停留在中国。另外，以何种方式在作品中去体现中国文化又有一个如何掌握量和度的问题，这是因人而异的。其实每个人在自己作品中对一种文化的使用和借鉴所占的比重都会不一样，甚至一个作曲家的每部作品都不同，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

    姜：你现在在德国学习和演出，能不能谈谈德国听众和中国听众有什么区别，比如说听众所提问题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杨：德国听众会对你的阐述随时作出反应，他们的参与性和积极性让我印象深刻。还有，我记得当时听众提的问题很专业，也很具体，包括技术层面，比如究竟是怎样将素材融入音乐中的，怎样确定你要的声音，是否对自己作品中的音响有足够的把握等等。比如有个听众问我“觉得你作品中的滑音对我来说很陌生，你自己又是如何理解”之类……说明他们听得都非常认真，很多细微的东西都被他们捕捉到了，也足以看出他们对现代音乐的浓厚兴趣。至于国内听众我目前很少接触，缺少和他们直面交流的机会，因而不能做比较。

    姜：你有没有考虑你从事的现代音乐，或是说新音乐，很难被普通观众所理解，特别是国内的观众？

    杨：我在国内读完6年附中，之后上了5年的大学。对国内的听众欣赏水平还是很了解的，听众对现代音乐的看法，或者干脆说是抱怨，我听到很多。然而艺术不会跟着观众的反应走，不会因为观众不理解就轻易改变想法。因为艺术潮流的引领者历来都是作曲家而不是观众。所谓的大众音乐则是另一条路。另一方面其实观众是需要被培养和被训练的，国内近几年的情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转变，对此我始终抱持着信心，尤其在国外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现代音乐形势之后，我更坚信自己所走的路。

    姜：你找到自己的路了么？

    杨：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相信我的作品中是有自我声音的，另外，什么是自我？我自己很难在当前去下定论，我更关注的是怎样超越自我，具体来说就是用自己的作品超越自己，而不是停留在同一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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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琳，1982年出生于北京，自幼学习钢琴，13岁起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作曲，2001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贾国平教授，2007年进入德国弗莱堡音乐学院，随作曲家克涅利乌斯·施威尔（Cornelius Schwehr）继续攻读。其作品受邀在亚洲和欧洲的艺术节上多次上演，现在正与世界众多著名音乐团体合作。作品现已被Sikorsky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