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上山·爱》是1984年被台湾查禁的，这是李敖继《北京法源寺》之后的第二部小说。被查禁的时候，这部书还没有写完，正在一家杂志连载。该书遭腰斩的“官方原因”是书中几次出现“伪政府”的字眼，“诬蔑政府，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台湾当年的评论界也是一片斥责的倒彩声，评论家们指斥的是书中大段落的主人公与20岁的女大学生叶柔洗澡及性爱的细节描写，这部“街头黄书”，被冠以缺乏“公德意识”的恶名。

这部书一直到2001年才得以正式出版，中间隔了十七年的尘埃。在序言里，李敖为自己申辩说:“如果硬要假以颜色，《上山·上山·爱》毋宁是一部　‘黄色其外，红色其中’的小说，红色象征‘性’的激越和‘思想’的激越，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把‘形而上’和‘形而下’合而为一。”在这部书的扉页上，他煞费苦心地印了一句话:“清者阅之以成圣，浊者见之以为淫”，这一招很灵，果然就没有人见到“淫”了。但在我看来，浊者眼中的淫是显而易见的，清者阅之可成圣却是不一定的事。

李敖是不适宜写小说的，对这个世道他过于明白，而且以“痛说明白，昭示博学”为乐事。在书里，作家不停地给读者讲解各类学识，这是破坏小说基本规则的，李敖的博学特长，给这部小说添了短处。小说的“大义”要隐在文字背后，因为它并不需要具备“答疑”的辞典功用。但在这部小说里，一切都在表面，内容即是形式，男主人公不停地在说，在施，女主人公不停地在听，在受。书中的人物是简单的，一个男人和一对母女大学生，这真是一个大胆的人物设置。时间是三十年前和后。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师与生，怜爱者和崇拜者，伟男人和小女子，人物之间没有“平等”，甚至没有“对话”，作家用“一问一答”的授业方式推动情节的发展。基本情节是，主人公“万劫”在三十年前和20岁的女大学生叶柔一起过的六天，这是书的主要部分，按书的体例叫第一部。第三部很短，是三十年后万劫和叶柔的女儿，同是20岁的大学生陈碧君度过的一天。第二部更短，是第一部和第三部的过渡，“万劫”看“叶柔”的一封信，并对一条内裤落泪，这条内裤“干干净净的，白白的，静静的，没有一点生机地躺在那里”。在这部小说中，内裤受到特别礼遇，是特定服装，叶柔和陈碧君在三十年前和后，在同一间屋子里，穿着同样颜色的内裤，走来走去，上衣是男主人公宽大的衬衫。此外，书中还多次耐心地写到两位女性的脚，李敖毫不顾忌、毫不避讳地暴露中国“传统”的老年士大夫心理。

李敖先生在小说里讲各类学识，有点像电视里的插播广告。中国的广播业最初的兴起是为播产品广告，靠电波鼓吹产品，比街头张贴或市场扯嗓子去叫卖既文明也时髦。当时为吸引听众，在一系列广告中间穿插着相声、评书、小场景的折子戏，因而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老百姓对“广播业”的理解仅限于“戏匣子”。现在电视观众对广告过多过滥普遍抱有怨言，但这是“返祖现象”，对此谁也没什么好办法。

这部书的出众之处是把“小说”中的“小”字写透了。

小说最初的出现是文人们著述之外的消遣，因为不属于正经立言的大事，才叫“小说”。小说就是打个比方说，绕弯子说，举例子说，或找个故事说。中国小说的古典名著中，演义、志怪、外史、闲话占了主要部分。现在我们是把小说当大事情严肃对待的，还有长篇、中篇、短篇、微型等细致的分工，遗憾的是小说中的“小”字是没办法用别的词代替了。我在80年代初开始做的是小说编辑，那时候，一心想的也是献身于文学事业，没意识到编辑是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把小说承担的责任看得过重了，我说不明白好还是不好，但太轻看了，以一种游戏心理显然是不妥当的，对从事的艺术行当要有敬畏之心的，《上山·上山·爱》似乎就是少了一点对小说艺术的敬畏之心。

我这样阅读这部小说绝对不是在轻慢李敖。李敖先生是大家，对中国文化的继承是有他独到的贡献的，而且仅就这部小说而言，也不是可以随便写出的。有些小说名家的作品，只要人肯努力，就可以摹仿，甚至胜出。这部小说的独到在于是独门独院，无法复制，复制出来会显得假。

这部小说明显高出我们一些小说家的另外一点，是世界观。我们目前有为数不少的小说家判别是非、处理结局依然用的是“因果”或“轮回”。李敖不是，他完全跳出了这个穴窠，这部书的结局没蹈旧辙。男主人公叫“万劫”，万劫不复，李敖是进步的，因此他具备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