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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博物馆夹缝中生存:"暂住证"何时变"户口"
作者: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2-09-05 点击数:206
开馆15年,北京的古陶文明博物馆始终摸不着一条明亮的出路。在刚刚过去的一场大雨中,这个地处地下室的展馆被雨水浸袭,严重受潮,一些珍贵的古陶器展品甚至开始发霉。 诞生之初,这家由民间人士兴办的博物馆备受关注。当时,任继愈、李学勤、王蒙等学者到场剪彩,不少国外游客慕名前来。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饱受赞誉的民间博物馆,却让创办人书法家、作家路东之陷入了怎样窘迫的境地里。 近几年,由民间力量兴办的博物馆越来越多,民办博物馆的热潮也日渐显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透露,中国目前有3400多家博物馆,统计在册的民办博物馆有456家,占总量的13%。如果加上未正式注册的,民办博物馆数量已近千家。 而孔达达则更为乐观地评论说,“中国艺术收藏已经进入了私立博物馆时代。”这位上海收藏家俱乐部理事长发现,他身边几乎每10位收藏家中,就有一位想自己创办一家博物馆,“正在建的”、“梦想中的”越来越多。 然而,热潮背后,民间力量在博物馆领域依旧走得步履维艰。为了支撑博物馆,路东之曾经长期依靠出售自己的书法、绘画作品,为博物馆换来运营经费。去年10月,49岁的他突发心脏病离世,博物馆随即陷入更深的危机。 这让他的妻子董瑞更加觉得前路渺茫:“过去他用自己的手养这个馆,现在,我还不知道出路在哪儿。” 国有博物馆大都面孔一致,民办博物馆呈现的是个性化的表达 作为中国第一批民间博物馆之一,古陶文明博物馆的创办人路东之和董瑞常常会碰到前来取经的人,向他们询问如何“开一个自己的博物馆”。尽管董瑞的回答常常是“再想一想”,但这通常很难打消对方的满腔热情。 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8月,也有接近20个人问了吴少华同样的问题——“博物馆是怎么办的?” 吴少华是上海收藏协会会长。他在这个位子坐了27年,却在这一两年突然感受到民间对博物馆的强烈热情。来咨询他的,有狂热的文物收藏家,有“赚了点小钱,喜欢收藏的小老板”,也有一些企业和民间机构。 在外出的行程中,他也发现,民办博物馆发展迅猛,在全国“遍地开花”。“从沿海到内地,从一线到三线城市,甚至在一些县城和乡村,都有民间人士兴办的博物馆”。 与官方博物馆的主题大多大同小异不同,民间博物馆的藏品都是五花八门的。吴少华自己就曾经看过很多“另类”的博物馆。不久前,一位企业家找到他,说自己想办一家展览“制冷剂”的博物馆;还有一位收藏家则想创办一座“寿文化博物馆”,展示寿桃、佛手等一切与“长寿”有关的藏品。 如果让时间退回到上世纪90年代,这样的场景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教研室教授宋向光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管理施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博物馆长期由国家统一建设和管理。直到80年代初,一些在自家私房里开办的博物馆才在上海零零星星地出现。1996年,北京市文物局同时批准4家民办博物馆成立,民间的力量第一次强有力地进入博物馆领域。 古陶文明博物馆是获批的其中一家博物馆。约400平方米的展厅里,生动地展示着近乎完整的古陶文明史。即使在最微小的细节上,路东之也用心设计。在展品的旁边,他一一放上与展品编号相对应的相同数量的小豆子,试着用“自然界最朴素的语言”来标识每一件藏品。 与古陶文明博物馆一同获批的还有收藏家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年轻的时候,马未都爱写小说,也喜欢蹲在古董市场里淘官窑。最初,他博物馆的展厅就像一家大宅居室,温馨高雅,陈列的大多是明清文物和古家具。 在马未都眼里,博物馆是一个社会最漂亮的门脸,国有博物馆大都面孔一致,而民办博物馆呈现的是个性化的表达。“民办博物馆蕴含着馆主个人的激情,人们可以说出自己对社会和文化的个人理解、好恶。”马未都说。 如今,北京的民办博物馆里,有人展览老爷车,有人展览紫檀家具。而在上海,民间的收藏家们则将科举匾额、老彩票等带进了不同的博物馆。 最为著名的,则是房地产商人樊建川在成都市大邑县建造的建川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群包括20多个博物馆,其中既有展示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馆,侵华日军罪证馆,也有形式新颖的红色年代票证陈列馆,以及“喜文化”陈列馆。 在长期与收藏家接触的孔达达看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民办博物馆记录的历史更贴近民间的生活,更亲切。他说,走过“文革”“破四旧”的历史之后,中国民间开始有人重拾文物收藏;如今,不少收藏家已经聚集大量藏品,急切盼望与公众分享。 “开博物馆是每个收藏家的最终梦想。”孔达达说。 社会本该最漂亮的门脸,大多在艰难地活着 事实上,创办古陶博物馆的时候,路东之也怀着相似的梦想。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他爱写诗,画画,写草书,也狂热地迷恋中国古代陶器。为了“将个人收藏变成社会共享的资源”,他毅然租下北京大观园附近的一个地下室,将自己上千件古陶藏品公开展览。 但在开馆之后的十几年里,古陶文明博物馆的经营始终惨淡。它的客流量一直维持在年均1万人次左右,平均一天不到30人次。为了节省电费,工作人员常常等来了客人,才打开展厅的灯。客人每看完一组藏品,工作人员就马上把该组的灯关掉。 与光鲜的梦想相比,大多数民办博物馆在现实中的生存状况都不乐观。在政策放开十多年后,马未都发现,这些社会本该最漂亮的门脸,“大多在艰难地活着”。当年除了观复博物馆和古陶文明博物馆外,同时获得文物部门批准成立的民办博物馆还有两家。其中一家因场地原因,没能成功开馆,另一家也始终名望不高。 在上海,家庭博物馆纷纷倒闭。据吴少华观察,在2005年左右,上海家庭博物馆高达200多家,但到了今天,数量已经骤减至30家。 在北京,如今在名册上的民办博物馆绝大多数地处偏远的郊区。其中,创办于2006年的老电话博物馆藏在二环边上一座商业大厦里,是地理位置相对优越的一家。记者按照网上公布的地址前往参观,却发现该博物馆在今年6月已经搬走。至今没有媒体报道这一消息,大厦的物业管理人员也不清楚博物馆搬至何处。 马未都和董瑞都认为,开设博物馆需要及其强大的财力支持。观复博物馆如今每年支出上千万元。董瑞也算了一笔账。仅考虑房租、人工、水电等费用,古陶文明博物馆一年的成本需要大约60万元。除此之外,博物馆还要花大笔的钱购置新馆藏,维护旧馆藏。相比之下,门票,衍生产品的回报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让博物馆延续下去,路东之夫妇至今投入接近1000万元。 “一旦开始,博物馆就是一个巨大的窟窿,要不断砸钱进去。”马未都说,这是许多怀有良好愿望的收藏家事先不曾料及的。 “如果没有企业支撑,也没有强大的财团,现在贸然自己开一家博物馆,100%活不下来。”马未都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今天从一张白纸开始新建观复博物馆,至少得先准备20亿。” 一位与孔达达相熟的收藏家曾经想在东莞创办一座博物馆。不料“搞到地皮,房子建了一半”,这个收藏家的资金就枯竭了。该博物馆项目至今搁浅。 在众多民间博物馆中,少数几个体面存活下来的,就包括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经历了3次搬迁之后,它如今占地8亩,已实现盈余,并在杭州、厦门两地开设了分馆。三馆总客流量每年接近100万人次。在2015年前,观复博物馆还将在哈尔滨、上海、深圳三地陆续开设分馆。 不过,马未都承认,这样的成功“不可复制”。观复博物馆的兴旺,与他个人的名望密不可分。过去几年,这个当年的文学青年走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名气大噪,他出版的有关收藏的书几乎本本热销。 “民办博物馆始终生存在夹缝里,即使夹缝里长出了一棵好点儿的树,更多的还是小草。”马未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企业生生灭灭是自然的,但博物馆应该是永续的 在路东之去世之前,两位来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经到古陶文明博物馆参观。对博物馆的惨淡状况,两位美国老太太非常惊讶。“如果这样的博物馆放到美国,一定有不少社会名流来赞助。”她们对路东之说。 但在中国的现实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多数凭免票或全票进入博物馆的客人,常常“随便看几眼就走”。还有学习文博考古专业的学生参观完博物馆后感叹说,“自己平常忙忙碌碌,根本没时间走进来看看”。 据说,路东之生前总感觉,自己在走一条孤寂的路。他曾感叹:“在这样一个快餐、逐利的时代,大家可能没空闲,细细品味这么古远的文化了。” 因为公众热情的冷淡,“资金”成了大多民间博物馆共同面对的问题。 与拥有财政拨款、事业编制、场地优惠的国有博物馆相比,民办博物馆的身份却颇为尴尬。马未都说,民间博物馆登记的身份是“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可在所得税、电价标准的制定中,它们却大多被当做盈利的“民营企业”。 “我们和国有博物馆的政策区别,简直是暂住证和北京户口的区别。”马未都说。过去5年,他每年都需要为博物馆缴纳大约70万元的税费。 马未都认为,完善的博物馆法规是民办博物馆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公私平等是办博物馆的前提。 在孔达达的经验中,近年来,生存得较好的民办博物馆大多依托于企业而创办。但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博物馆也可能随之倒闭。 几年前,浙江台州一家民营企业老板曾创办一家老自行车博物馆。曾前往参观的孔达达还记得,许多客人都对那些藏品很感兴趣,一些中国的老式自行车更勾起不少人对过往生活的种种回忆。可由于馆主的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他的所有资产,包括博物馆都不得不进行抵押。博物馆最终倒闭,所有的藏品也随之流失。 马未都观察,这种现象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一带数不胜数。“企业好的时候,博物馆大量买古董,企业不好的时候,博物馆也跟着关门。” 这样的现象在他眼中并不正常。“企业生生灭灭是自然的,但作为保护文化和历史的场所,博物馆应该是永续的。”马未都总感觉,目前在中国,兴办民办博物馆的时机并不成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一直试图探索独特的机制,让自己的博物馆“永续下去”。2004年,观复博物馆引入理事会制度,让15名理事承担起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责任。2010年,马未都将自己几十年来的收藏全部捐出,成立观复文化基金会。这意味着,观复博物馆的馆藏从私人所有逐渐变成“社会的财产”。 “希望等我死了之后,这个博物馆还在。”马未都说,“在文物保护的路上,我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一个过路者。” 这也是路东之生前最大的愿望。对古陶文明博物馆而言,要永续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用地问题。路东之一直盼望着,能筹到足够的资金,让博物馆拥有一块自己的地皮。他甚至已经想好新展馆的样子:在大地之上,一个现代简约的展馆拔地而起,里头展现的,是那些来自古老时代的艺术品。 可最终,古陶文明博物馆也没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迁出那处租金便宜的地下室。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大雨过后,因为展馆受潮,这座曾经备受关注的博物馆,只能黯然地暂时闭馆。(记者 陈倩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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