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行之

　　美国是除中国及日本之外收藏中国书画最为丰富的地方。美国的中国书画收藏以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以及佛利尔美术馆最为集中。今年11月，由上述前四家博物馆联合呈现的“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在上海博物馆展出。67件跨越400年的中国书画作品首度荟萃一堂，大多数展品从未回到中国，其中一些甚至是画家仅有的存世之作。

　　细观四座博物馆建立中国书画收藏的时间点：从最早于1895年建立馆藏的波士顿美术馆，到最晚建立于1935年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其相隔不过40年。由此可以推断，这批字画流入美国的时间应在更早。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贫弱动荡，文物亦颠簸散落，直至这些画作以整体面貌再一次呈现于中国，却已是百年之后。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的策展人单国霖告诉记者，探寻五代宋元时期画作流入美国博物馆的道路，大致可分两种：20世纪之交或更早，美国与日本的汉学家来到中国收购古画；另一方面，由当年中国一批大藏家带到美国，其中包括张学良、谭敬、庞元济、王季迁等等。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来源清晰，不涉及侵略与抢夺。

　　本次展出的60多件作品，包含4家博物馆此一时期馆藏的最精粹，余下藏品则为保存修缮计并未带到中国。“要说藏品的数量与品质，当然中国更为丰厚，但美国的收藏很多是中国所缺少的，如许道宁的《渔夫图》、屈鼎、乔仲常、夏珪的画作等等。”单国霖说。

　　《溪岸图》的真伪激辩

　　传为董源之作的《溪岸图》曾因年代问题引起学界激辩。1999年12月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绘画真伪问题研讨会”上，启功、单国霖、高居翰等人皆出席。直至今天，高居翰依然坚信，《溪岸图》为张大千之伪作。而相当一部分中国绘画史专家认为，此应为10世纪作品。“它的笔墨与传世五代作品《高士图》和《江行初雪图卷》相似。认为是张大千伪作，并没有确切明证。”单国霖告诉记者，“当时，启功先生、傅熹年先生均将此作认定为北宋初期五代末期。大都会博物馆后来为这张画做了一个红外线检测，发现这张图画经过3次装裱，3次补的绢都不一样。而且，其上还有南宋贾似道、袁枢等人的印章。”

　　高居翰的质疑牵出了《溪岸图》在民国几位收藏者手中流转的故事。《溪岸图》曾经在上世纪40年代被徐悲鸿收得。张大千得知《溪岸图》现身，便托人转告徐，愿意用自己任何收藏与之交换《溪岸图》。不过，在张大千得到这幅令他爱不释手的古画之后的若干年，他又将之带出国去卖给了书画经营商、大收藏家王季迁。“张大千的确爱临摹古画，他摹过董源，也摹过巨然。”单国霖说，但以此认为这件《溪岸图》为张大千的摹品，理由并不十分令人信服。事实上，直至上世纪80年代，王季迁才将此画出手卖给了华人企业家唐氏。最后，由唐氏出面捐给大都会博物馆。

　　王季迁在大都会博物馆建立中国绘画收藏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曾学习书画，并投在吴湖帆门下学习鉴定。他的一生几乎阅遍存世中国书画。除《溪岸图》之外，此次展出的李公麟《孝经图卷》、陆广《丹台春晓图轴》、罗稚川《古木寒鸦图轴》等均经由他转让大都会博物馆。 同时，从他这里收得书画的还有许多其他欧美博物馆。

　　《五百罗汉图》的天各一方

　　1895年，波士顿美术馆举办了一个专题展，呈现的是日本大德寺所藏100件《五百罗汉图》。正是这次展览将100件《五百罗汉图》中的10件永久地留在了美国，也成为波士顿美术馆建立有关中国收藏的标志性事件。

　　根据单国霖的叙述，一幅图像次第展开：南宋时期的明州(今宁波)画风炽盛、画舫云集，其中，宗教画与世俗画因为贴近平民生活而大受欢迎，这直接刺激了画师对画技的极致追求。15世纪被日本的研究家带走的100幅罗汉图均笔法精到、气韵生动。这批画到了日本之后亦被一代代珍藏下去。直至1895年，日本一些寺庙受到打压，渐而入不敷出，古画才有了流出的可能性。当时将100幅罗汉图送去波士顿美术馆的日本人或为修缮寺庙或为盘缠紧缺不得已出售了其中的10幅作品，仅将90幅带回大德寺。而留在美国的10张作品中，便包括了此次参展的周季常所作4件《五代罗汉图》。

　　波士顿美术馆的第三任中国日本美术部主管是冈仓天心。他精通英文，对中国艺术亦有相当的了解，曾于1906年、1908年、1912年来到中国。夏珪《风雨行夜图》、王振鹏《姨母育佛图卷》皆于他任内被收入馆藏。而日本人福田幸次郎从日本收藏家手中购入的《五色鹦鹉图》据说是从满清贵族完颜景贤家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