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说，做收藏这种事情，需要一点狂热。他不缺。十几年前，当这个本名徐宗懋的台湾人以“秦风”为名开始收藏老照片的时候，就已经全身心地沉浸在还原历史的情境之中了。从台湾地区辅仁大学西班牙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为《中国时报》做记者，秦风曾在南非、利比亚、菲律宾、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尼加拉瓜历经战火，子弹曾从他脖颈后部穿过口腔，差两厘米就击中脊髓，几乎没命。看透了死亡，所以更热爱真实，不管是当年收藏老照片还是现在痴迷于记录中国历史的西洋版画，秦风希望的都是能为大历史提供细节和多元视角。

当年他收藏老照片几乎散尽家财，曾为了得到一组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测绘的地图和照片，他抵押房子才换得25万元人民币。而现在，当他把关注从老照片转向记录中国近代史的西洋版画，仍然是不惜所有的劲头。秦风用两年时间收藏西洋版画已经超过1000张，说到个中经历，最大的困难仍然是资金，“筹钱、借钱、卖东西”。只是一切甘苦，他觉得都值。

当发现中国收藏领域的这个缺失，他开始朝思暮想

秦风涉足这个新的收藏领域始于编辑《跨越海峡》期间。他说，台湾地区其实有一批藏家多年前就开始收藏西方人百年前的铜版画，但只跟台湾主题有关。当时他要找的是中法战争的绘图，尤其是跟马江海战或福建城市景观有关的，可是他求助的那位友人没有这一主题的收藏。他最后好不容易在台北某拍卖公司的目录上找到几页法国《画报》，正是1884年刊印的马江海域铜版画。通过这次经历他发现，无论是视觉效果或纪实作用，高画质的历史事件铜版画都比模糊不清的老照片要强很多，于是他开始考虑收集关于福建风情的铜版画，作为自己图像史料的一部分。他想到了认识8年的荷兰朋友蓝柏。这位蓝柏先生专在欧洲收购台湾主题的老照片和文物，每年都会带一批东西到台湾地区，卖给收藏家朋友，和秦风也曾交换过老照片，很熟悉彼此的喜好。2007年春，蓝柏如约给他带去一批1884和1885年的法国《画报》和《画刊世界》，关于中法战争的铜版画大约五六十份，这是秦风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法国人关于这场战争的绘画记录，非常兴奋，立刻用一批珍藏的印度尼西亚老照片交换。当研究稍稍深入，他发现中国人在这个领域有一种收藏缺失：中国内地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实经常引用西方绘画，但目前博物馆和美术馆并没有这方面的收藏，这意味着如果要出版原件，只能到欧洲的博物馆去借，或者到欧洲文物市场上去找，通常这是大单位才能办得到的事。秦风近年和内地出版界接触也比较多，以他的经验，这样规模的工作从立项、组织队伍、编列预算、外事接洽，到取得材料再开始编辑，起码三五年，最终的结果还很难说。“或许过去条件较差，比较没有寻找原件制作的精神，图像史料绝大多数都是长年翻拍使用，习以为常。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绘画数量相当多，但至今中国人尚未系统性地收集和整理。”多年来他都对图像史料欲罢不能，这个新的收藏方向让他朝思暮想，“最后变得好像不做就会得忧郁症一样”。

秦风面对的问题首先是资金，以目前文物市场价格的高昂程度，他感觉独自完成这个收藏计划可能会有困难。另外就是收藏途径。在西方，有关中国的版画收集研究曾位列显学，收藏者众多，旧报刊市场上的好东西大多已掌握在各方藏家手中。秦风的一个朋友就告诉他，法国文物商店里比较常见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画报，1900年以前的已经很少见了。考虑再三，秦风觉得唯一可行的是找到愿意割爱的收藏家，说服对方成批转让。在几个朋友帮助下，他买下了首批藏品，这些藏品仍然来自荷兰朋友蓝柏，对方将自己手中收藏多年的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以及庚子事变的铜版画和石印画转让，这些版画曾刊载于不同的法、英画报，时间从1860年一直延续到1901年。目前秦风的收藏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刚刚整理出书：《老北京与西洋铜版画典藏》和《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各收录180张铜版画；另外一本《西洋铜版画与近代中国》，收录了130张，主要反映太平天国、鸦片战争以及南京、舟山等长江沿岸的城市和乡村景观。这些景观今天多半都不在了，这批版画对近代城乡地理研究很具文献价值。6月15日，北京今日美术馆将以他收藏的180张版画举办一个展览——“西洋版画与北京城”，策展人是陈丹青。他和陈丹青因为抗战老照片的收藏而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我出书，陈丹青的书正好也在那里出，我们成了不错的朋友。我给他看新收藏的西洋版画，他就有了在北京办展览的想法”。最初秦风也只是想用这些收藏办展览，但现在他想把它拓展为一个美术类别来研究，“中国人玩收藏，有个不良循环：高价收藏的东西，往往是最好的东西，可因为最好，又往往成了最隐秘的私藏，不能发挥它对于公共教育的价值。这些西洋版画具有历史价值，我希望能从收藏延伸成一种文化的使命”。

了解自己的历史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参照

秦风的部分重要收藏来源于法国《画报》旧刊，其中“庚子事变系列”的彩色版画，他收有36张。据秦风考查，《画报》发行量大约几千份而已，所以他收藏的这些版画，每版发行应该不超过3000套，而且肯定是第一次印刷。他介绍说，版画在人类印刷史和美术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在照相印刷尚未问世之前，每一张画都需刻一块版，而且印刷比例只能一对一，十分费时。一份画刊如印有20张大小一样的插画，就需要刻20块版。版的质材通常有石版和铜版两种，铜版是坚硬的金属，可以刻出精细的条纹，印出来的效果异常精美，收藏价值更高。可以说，当时作为大众读物的欧洲画刊，印出来的石版画或铜版画，每一份都是赏心悦目的美术品。由于兼具新闻纪实与艺术鉴赏双重价值，这种形式的画报深受读者喜爱，著名铜版画家也同样名列时代巨匠，他们的单张作品成为中产阶级喜爱的收藏品。即使在照相印刷兴起几十年后，版画形式的画报仍然畅销，根本原因是它的美术魅力让人难以舍弃。

对于自己收藏的这些版画，秦风认为它们的功能首先是新闻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摄影术诞生不久，照片成本依然昂贵，传播范围也不大，所以版画在新闻传播上仍然担当着主要角色，和它在美术观赏上的意义相比，传播性和实用性显得更重要。比如法国《画报》，是当时巴黎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的周末增刊。《小日报》1863年创办，1944年才停刊，最初只是日报，有时事报道，也发表受市民欢迎的小说连载，发行量一度超过百万份，于是才在1884年有了《画报》增刊。《画报》的卖点，就在封面和封底刊登的这些大幅精美版画，用版画来报道一周内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有关中国的新闻，如1883年和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6年李鸿章出访法国、1899年庚子事变，都通过这份《画报》刊发传播。

在秦风的这批收藏里，除了一些英美画刊根据照片找人创作的铜版画，如1900年的北京城大清门、八国联军在紫禁城进行凯旋仪式等场面，另外还有几位引导西方看中国的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画师的作品。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作品对西方产生长久影响的“东方画家”主要是约翰尼斯·纽荷夫(Johannes Nieuhof)、威廉姆·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和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

16世纪欧洲与中国活跃的贸易关系，引发了17世纪欧洲各国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出版高潮。最早关于中国的直接描绘，是荷兰人约翰尼斯·纽荷夫1665年在他书中发表的铜版画。他曾是绘图员兼水手，1656年随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到访中国，他将自己从澳门到广州的一路所见都用文字和素描记录下来，回国后辑录为《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一书，“荷文版”在1665年出版，英文版则在1669年出版于伦敦。他对中国地貌风景和建筑物的描绘，让欧洲人第一次有机会见到有关中国的视觉形象。

英国人威廉姆·亚历山大和托马斯·阿罗姆分别生活在18和19世纪。身为建筑师和插图画家的阿罗姆并未到过中国，他广为流传的铜版画集《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China,The Scenery,Architecture,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出版于1843年，其实是依据18世纪英国画家威廉姆·亚历山大的一本水彩画册而创作再现。1792到1794年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使团到中国，亚历山大以画师身份随访，绘制了一批水彩画，记录使团所到之处的形貌，有乾隆皇帝接见使团的宫廷场面，也有坊间百态，出现了官员、士兵、民间艺人、纤夫、轿夫、剃头匠等各色人等。它们不但是18世纪西方了解中国的最早图绘资料，还成了此后西方人关于东方景象的一个重要创作源，包括阿罗姆的版画集。英国国家图书馆有一个“东方与印度”主题的印刷—绘画部，收藏了很多东印度公司时期关于中国家具、建筑、贸易等方面的图绘，其中就有亚历山大当年描画中国的这本《亚历山大素描册》。从阿罗姆的版画看，西方对中国的观看多半还停留在赞美的阶段，仍然呈现着他们想象中的理想帝国，比如对北京城的描绘，城楼宫殿即使和本来面貌有出入，也多是变得更加高大巍峨，尚且维持着一份帝国的体面。在秦风的收藏里，其中一张就是阿罗姆描画的北京西直门外景色。画面上有城墙、箭楼、西直门、角楼、护城河、牌楼，城门外是各色人物，即使是老照片中也找不到这样细节丰富的全景。尽管有些细节经过了两代画师的艺术加工，但仍不妨碍它再现老北京的景象。

秦风说，3个世纪以来，中国主题的西洋版画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图像记录，它体现了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和中国的交往态度以及对中国的想象。到1920年以后，版画在报纸上慢慢被淘汰，它的传播性才告结束，秦风说：“我估计目前存世的西方记录中国历史和事件的版画，大大小小，总量大约有数千种。这些版画的传播，曾集体影响到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从版画表现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经历了一个从崇尚东方帝国到轻视和妖魔化中国的过程。了解自己的历史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参照，我想这就是收藏和整理这些版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