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同龄人中，我的个人藏书应该不算少，8年前搬家，装了满满两卡车。8年后，书又长出来了，书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危险区，堆得一人多高的书堆，孩子进去，倒下来的确不是开玩笑。有人问，这些书中，你到底喜欢哪几本？我想想，觉得实在说不准，除却别人送的书，这堆在家里的，差不多都是自己买的。买回这些书，自然是对书有兴趣。平时书就在身边，说不上哪一本自己特别喜欢，反正见它们都在，随时可以翻翻看看，心里有一种踏实感。但哪一天要用时，突然发现这本书不见了，那种打击，犹如晴空霹雳，让人几天不得安宁。如果此时你问我：你最喜爱的是哪本？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本失踪的书，是我最喜爱的。30年来，这些失踪的书像梦一样，经常萦绕在我记忆中。

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那些从自己身边离散出去的书，这是我记忆中浮现次数最多的。曾经看过周劭先生的文章，好像说抗战时期他备有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当时此书市面很少见，显得有点珍贵，包天笑先生听说周劭有此书，执意要周借他翻阅几天。但数天之后，周劭去包家取书时，早已经是人去楼空，随着包先生离开上海，这部《花随人圣庵摭忆》也永远离开了周先生。周先生的文章是后来写的，对半个世纪之前的旧事，他似乎耿耿于怀。我的藏书中名贵的珍本秘笈倒是没有，有的是自己平时经常翻阅的书。如一些名人自述、日记、书信等。像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夏志清先生整理的《夏济安日记》、三联书店的《吴宓日记》、辽沈书社的金毓黻先生的《静晤室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红尘冷眼》（宋云彬日记）、中华书局的《郑孝胥日记》、文汇出版社的《谭其骧日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竺可桢日记》（1949年前）以及收入《朱自清全集》中的《朱自清日记》和《万象》杂志上选载的《顾颉刚日记》等，还有像多卷本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书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都是我喜欢翻阅的。1990年代初，因为编选研究资料，要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和《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中的几篇文章，拿去一大堆书到学校复印室复印，晚上取回书籍也来不及细细查点，等过后数月再翻书查阅时，发现原有的藏本中少了几册，思来想去觉得一定是复印时遗失了，但事隔这么久，也无法再去向别人讨问，剩下的只是对这些消失的书籍的永久怀念，不知道它们流落到了何方。还有一些书，几乎是被豪夺一般从我身边遭人抢去的。所谓豪夺，一是数量较多，二是拿走后明摆着不会再还了。记得有一年中文系分配我指导几位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一位要我开列一张与研究论题相关的参考书目，我按照要求办了，希望学生自己去图书馆借来看看。几天之后，学生跑来找我说：老师，图书馆里只找到几本，还有很多没有，能不能将你的书借我用用。作为教师，借书给自己的指导学生，想想也是应该的。但自从借书之后，学生的面就很少见到了。最奇怪的是，学生交了毕业论文后，连见面都躲着，甚至是第二天要答辩了，请她来都不太愿意。问其他同学，说她是一位超级书迷，见到想要的书，非得收入囊中不可，甚至牺牲学籍都在所不惜。遇到这样疯狂的书痴，我只能叹息。记得未还的书中，有我较喜欢的一本，那就是英国学者克莱夫·贝尔的《艺术》（中国文联出版社）。这部理论著作在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家中曾红火过一阵，“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的命题，让很多先锋批评家们着迷。可惜1980年代后这本书再也没有重版过。前两年广西师大出版社重译了该书，见后买来收藏，也只是为了弥补一种失缺之憾而已。与这种情况相似的流失的书中，还有王元化先生送我的《思辨随笔》和旅英作家虹影的长篇小说《K》。前者是因为签名本，不知道哪位研究生借去了，看看是王先生的签名，想留着纪念吧。后一本是花山文艺出版社送我的。据说该书还没有上市，就遭遇法律官司，最后全被销毁。出版社最初是希望我看看这部长篇，写写书评，哪想到此书变成了绝版本。这书也是学生借去，最后彻底消失了。

记忆中还有一些书是特别牵动我心绪的。一种是看着看着，看到紧要关头，发现缺那么几页。还有一种是限于印刷出版条件，书籍做了压缩、删节处理。前一种情况是1990年代初读《夏济安日记》的经历。该书是我的一位台湾研究生特意从台湾旧书摊上觅到后送我的。当时见到这部作品真是十分的喜欢，但看到差不多快结束时，最后10页竟然是缺页。夏济安日记中那几天的心情尽管可以猜想到，但毕竟一本完整的书籍不完整了。想想那种遗憾，真可以叫人惆怅几天。至于后一种情况，我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20世纪初的中国印象》一书，可作代表。这是一本老相册，摄影作者是美国人施塔福（Francis Eugene Stafford）。施塔福1909年受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摄影技师，1915年离开中国。他在中国6年间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后来随他去了美国。一直到1990年代末，国内访问学者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这批照片，从中穿针引线，该相册得以在中国出版。这些照片中最吸引我的，是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部分。20世纪初的商务印书馆到底是怎样的，尽管有一些历史照片保存，但像施塔福这样系统而清晰的照片，真是不多见。通过这些照片，我们看到商务编译所的编辑们当时的办公情景；直观地感受到机器印刷、出版这种新产业带来的新的工厂气象。还有像20世纪初上海的街景，如江南制造局的门面、锡克教的教堂、北四川路日本居民区的生活、黄浦江港口以及外滩景色等，都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将我们的想象带回到过去的陌生生活场景。作为研究者，我渴望多接触到这方面的视觉资料。但可惜的是，目前这部相册仅收录了其中的500多张照片，与原本发现的上千张照片相比，出版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没有见到的部分，是我阅读记忆中最想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