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位英国作家放出狠话，称有些名著实在让他们厌烦。这些刻薄的英国人和韩寒们一样，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读不下去经典名著根本不必羞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充满了“歇斯底里和臆想”，狄更斯的书“怪里怪气，故作忧伤”——可以推想，这样的言论一出，会在英国文学圈引起怎样的震动。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请多位英国著名作家列出一个“最恨书单”，结果这份书单里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弗吉尼亚·伍尔芙、DH·劳伦斯等过往大师的作品。另外，多丽丝·莱辛、萨尔曼·拉什迪、伊恩·麦克尤恩等一众当代名家，也出现在名单内。

作家们开列“书单”本是寻常事，但长久以来尽是些“最爱”和“最好”。因此，“最恨书单”一出，让全天下的爱书人瞠目。这些英国作家，不仅把最恨的名著逐一数落，还刻薄地总结一句：“看起来着实让人心烦，有时真恨不得点把火，把它们统统烧掉。”

把读者击溃的名著

《星期日泰晤士报》小说版主编彼得·坎普一马当先，上来就找到了自己的头号敌人——19世纪俄国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总是将我击溃”。陀氏的歇斯底里、臆想和狂热搞的他根本无法把《白痴》读完，“几乎要弄死我，就像害了一场病”。

专栏作家西蒙·詹金斯也把矛头指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有次度假时带了《罪与罚》，结果一怒之下把它丢进了游泳池。“每一页都好像算计着，要把你弄得万念俱灰??我确信，要是周末想去西伯利亚自杀的话，它倒是挺合适。”

评论家和小说家克里斯托弗·哈特则选了DH·劳伦斯的《圣马尔》，不过他认为：“确切地说，是劳伦斯的所有作品。”因为他缺乏幽默感，实在无趣。作家DJ·泰勒也将白眼给了性爱小说大师劳伦斯，说他小时候偷看爷爷珍藏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其中的性描写逗得我咯咯直笑，未免太做作了。”

2007年有6部作品入选英国《卫报》“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本书”榜单的狄更斯，这次也被拉进了“黑名单 ”。剧作家马克·拉文希尔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比，狄更斯“就像在市场里耍把式的江湖艺人，一副怪里怪气、故作忧伤的样子”。除了《匹克威克外传》，其他的他都看不进去。

至于弗吉尼亚·伍尔芙，这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核心人物，英国评论界向来说她是“最擅长揭示人物内心意识”的作家。前些年，影评人大卫·邓比就在《华丽的冒险》一书中写道：“伍尔夫的世界并非外在、具体的，而是内在、反省的。”

大卫以小说《海浪》为例：正文全部由人物的内心独白组成，但每章的正文之前都有一篇描述自然景色的抒情散文。 “这种结构与布局在西方小说史中绝无仅有，混而不浊、乱中有序。”而正是这本《海浪》，如今却被小说家斯蒂芬·阿米顿列进了“最恨书单”，原因是“朦胧晦涩，难以卒读”。而伍尔芙的另一本代表作《奥兰多》，则被著名评论家约翰·卡利挑中。

除了过往大师的作品，很多当代名家的小说，这一次也成了批评对象。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获奖时得到的评价是：“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她的《金色笔记》提供了女性生活的一个胚胎，几乎是一个临床案例。”

英国人向来对诺贝尔文学奖兴趣不大，当年奈保尔和品特得奖时，电视新闻几乎是一闪而过，但去年莱辛得奖，英国媒体的反响却超乎寻常的热烈，盛赞她是“当今英国在世最伟大的作家”、“人类关系的考古学家”。可这次，老祖母也未能幸免。《星期日泰晤士报》文学主编苏珊娜·赫伯特认为，莱辛的《金色笔记》实在过长，而且写得太自闭了。

伊恩·麦克尤恩，这个英国文坛当红作家，这一次凭借着小说《赎罪》登上了“最恨”榜。文化编辑海伦·霍金斯认为，《赎罪》的开放性结构让她很难受，因为作者让她“弱弱的脑袋”自己来决定故事的结局，而伊恩他老人家却放弃了作为小说家的关键职责，辜负了读者对他的信任。

有趣的是，据英国《卫报》统计，《赎罪》自去年秋天开始雄霸英国图书排行榜冠军，一直到今年初春都没有挪一下屁股。在英国地铁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捧着麦克尤恩小说的读者，几乎人手一册，有人戏称他的书就像地铁通票。

头牌畅销推理小说家伊恩·兰金挑出的“最恨书”是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的《古夜》，“上大学时因为主修美国文学，便硬着头皮看到600页，最终被书里的法老和变态性事弄得作呕。”伊恩在他的评选理由上写道：“《古夜》给我上了一课，那便是：读不进经典也没什么可丢人。”

除此之外，伊恩还把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拉进榜单，“我好几次读它，都没挺过前十页”。2007年 6月，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授予拉什迪爵士勋章。这个在20多年前就因亵渎伊斯兰教，而被伊朗宗教界“追杀”的印度裔作家，因为英国人给的荣耀太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搞得他只好躲起来避风头。时隔一年，却遭英国人批评，真是世事无常，让人感慨。

被大师鄙薄的大师

研究一下“最恨书单”会发现，很多上榜作家及作品并非头一次遭人指责。比如DH·劳伦斯，向来是英国文学界忽褒忽贬的对象。文艺评论家福克斯在代表作《小说与人民》中赞誉劳伦斯为“对英国农村和英国土地之美怀有眷恋之情的最后一个作家”。爱·摩·福斯特也曾说，劳伦斯的作品“激荡着悠扬的歌声，洋溢着诗歌的气息”。

可是，到了英国现代派诗歌巨擘兼评论家T·S艾略特这里，劳伦斯的作品则完全不值得一提。“他是一个着了魔的人，一个天真无邪的抱着救世福音的着了魔的人，他的作品充其量不过是那些漂泊无主的彷徨者的向导。”

喜欢批评人的，当然不只是英国人。被茨威格、尼采、鲁迅称为“人类思想领袖”的陀斯妥也夫斯基，几乎每部作品都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法国作家德·伏居耶子爵点评过。

比如，《群魔》是“含混不清，结构混乱，常常十分可笑，充满了世纪末日的理论”；而《作家日记》是“晦涩的赞歌，既不是分析，也不是论战”。之后，这个法国人还归纳说，陀大师总是“使劲扑打着翅膀，但始终在天上的雾阵中转圈” 。

在中国，批评大师的也不乏其人，2008年6月底，韩寒在一档谈话节目里，与陈丹青联袂“炮轰”众多文学大师，称老舍、茅盾、巴金“文笔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中国现代文学殿堂里的六座高峰“鲁郭茅，巴老曹”，韩寒、陈丹青一口气“灭”了三个。二人言论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很多人告诉韩寒，作家的行文总会有时代的烙印。《收获》副总编程永新说：“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要求过去的作家。”就像胡适的那首名诗《蝴蝶》：“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今天看来，未免像儿歌，但它却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正因如此，没有人可以否定它的意义和价值。

关于文学的时代性，奥尔罕·帕慕克在新作《别样的色彩》中也曾写道：“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的写作对象是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在阅读作品时,沉浸其中的快乐与现实世界的快乐一般无二,书中讨论的问题也是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因此，后人不可能用当代的欣赏习惯、审美意识与叙事风格去审视过去的作品，忽略了历史本来就存在的局限性。

而且，每个人的艺术趣味也各有偏好。列夫·托尔斯泰就曾公开表示，莎士比亚根本不懂得描写人物，连第四流诗人都算不上；贝多芬是一个嗜好和欲望的引诱者，他的第九交响曲是离开人类的作品；米开朗基罗和易卜生也一无可取。雨果则非常鄙薄司汤达。而在中国古代，欧阳修不喜欢杜甫，苏东坡不爱《史记》，王夫之则力诋曹植。

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他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人的作品一个个点评。

谈到茅盾，他说：“为了宣传的需要，茅盾糟蹋了自己在写作上的丰富想象力。尽管如此，他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至于巴金，夏志清认为他不是天才的作家，但在抗战后的《寒夜》中他能够将个人的同情心发挥到极致，从而成了一个敦厚的作家。而巴金在《家》和《春》内，却没有创作什么，“只是一连串伤感场面。”

夏志清的这些评价，都是从具体的作品出发，不因一部书而放大或否定一个人。因为“贴着地面”，才不显粗暴和武断。与之相比，“很差”、“读不下去”这样随意、随性的论断，难免就有点轻飘飘了——既是批评，总得让人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