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者程千帆1980年代带领七位学人的编纂研究室，到如今只有两三位学者，《全清词》编纂工作更多的是寂寞与冷清，然而正是这样的寂寞，才成就了一部可传之后世的图书。

　　二十余年磨一书

　　《全清词》编纂始于1982年，当时受国务院古籍小组负责人李一氓的委托，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出任《全清词》主编，并在中文系成立了《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当时的构想拟编为5卷，清代每两个皇帝在位时期为一卷，分别为“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咸同卷”和“光宣卷”。

　　《全清词》编纂研究室成立以后，随即在采访、编目、标点等方面展开工作，并率先进行了“顺康卷”的编纂。“从事古籍整理的人都知道，时代越接近，材料就越分散，搜集起来往往有很大的难度；清代去今不远，资料分散，缺少完整的书目，在查找资料时，经常面对的情况是根本不知道能找到些什么，而若想把清代的东西收集齐全，也是难度极大的事，有时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因而，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实地调查采访的原则，在最初的三年，就跑遍了全国18个省市的105个图书馆和藏书单位(其中香港地区系辗转调查)，共采得一卷以上的词别集1704种，采得清词总集、选集、家集、合集等214种，加上陆维钊先生的夫人捐赠的叶恭绰先生用以选录《全清词钞》的词集632种，合计收得词集2550种，其中包括不少稿本、抄本、初刻本和批本。现在，文献又在陆续增加，采得的词集应该在4000种以上。”《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现负责人张宏生说。

　　在编纂之初，不少图书馆不仅保证了这一工作在面上的广泛性(完整提供馆藏清词目录)，而且，当时相关善本、稿本、钞本都可以让编纂人员参与，许多稀世珍本因此有机会被公之于世。一些知名藏书人对此也鼎力支持，藏书家黄裳提供善本达100多种，施蛰存生前也慷慨将许多藏书借给编纂研究室复制；已故陆维钊先生珍藏叶恭绰编撰《全清词钞》所依据的词集600多种，也由其家属悉数捐赠南京大学。

　　“1986年前的商品意识并不是太强，各地的图书馆对于这项工作都非常支持配合，那时的海内孤本都可以借出来，而现在就不同了，很多图书馆都有较强的版权意识，由于很多是古籍珍品，存在着‘给不给看’、‘给不给复制’、‘到底能复制多少’以及‘复制价格奇高’等诸多相连的问题。”张宏生认为，从事这样的大型总集的编纂，其实也算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工程，需要懂得不少学问之外的东西，比如要想方设法筹集经费，要精心组织各方面力量去查阅、收集资料，而为了把某些珍贵资料弄到手，又要动用各种资源，采取各种方式，这也反映出这一工作的特殊性。

　　2002年5月，《全清词》“顺康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凡20册，810万字，词这一文学样式，也就继《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等之后，开始有了一部新纂的、同时也是最大的断代总集。《全清词》“顺康卷”出版后次年便获得国家图书奖，受到广泛的好评，但由于“顺康卷”的初稿完成于1980年代中后期，那时，相关的专题目录几乎没有，几部“四库”系列书也没有出版，全靠一个一个图书馆去摸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小传错误和作品漏收的情况颇为突出。从2003年起，张宏生带领编纂组即展开了“顺康卷补编”工作，经过5年的努力，编成“顺康卷补编”200万字，前不久，该书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与培养人才相结合

　　早在程千帆接受《全清词》的编纂任务时，就明确提出不能仅限于编一部书，而要以此为基础，培养一批清词研究的人才。

　　张宏生原本是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1985年初，硕士毕业的他留校任教，由于程千帆所主持的《全清词》编纂研究室需要人手，就加入进去，经历了一系列诸如抄卡、编目、采访、校点、撰写小传等琐碎工作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一直干到现在。“一个偶然的调遣，就决定了我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张宏生说，“程千帆先生生前颇以未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宏伟大业而遗憾，曾经郑重地把此事托付给我，要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继续做起来。我后来正式主持这项工作时，就有一个基本设想，戏称为‘五个一工程’：‘编出一部书，培养一批人，推出一批副产品，建设一个学术方向，建立一个学术中心’。”

　　事实上，在编纂《全清词》的过程中，一直不断地有年轻人程度不同地参与进来，主要是一些在读博士、硕士生和一些毕业的研究生。一方面，编纂《全清词》所积累的资源，使得这些年轻人能够具有资料上的优势，进而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也从各方面弥补了编纂工作的不足，进一步丰富了文献。南京大学中文系在清词研究暨词学研究上的学科性建构，也因此而隐然成形。在从事“顺康卷补编”的编纂工作中，张宏生的主要助手是冯乾和沙先一，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包括资料搜集到校点词集、撰写小传和编排顺序等。冯乾经常每天在《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坐班10小时以上，而沙先一则经常在几个城市之间奔波，想方设法搜集资料。在编纂“雍乾卷”时，闵丰和李亭也加入进来。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清词研究丛书》便见证了这一批清词研究人才的成长，这套丛书大部分作者都是《全清词》编纂的参与者，包括《清词探微》(张宏生著)、《清词的传承与开拓》(沙先一、张晖著)、《清初词谱发展史》(江合友著)、《清初清词选本考论》(闵丰著)、《清初遗民词人群体研究》(周焕卿著)、《顺康之际广陵词坛研究》(李丹著)等。

　　不过，让张宏生有些困惑的是，由于编辑《全清词》工作琐碎而枯燥，成果的体现形式比较特殊，在高校中，特别是在现有的评估机制中，这样的成果不易得到肯定，特别在职称评定上很是吃亏，“所以，虽然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要耐得住寂寞，安心坐冷板凳，不计较得失，但是，为了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扶持措施，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地从事这一工作。”张宏生认为，仅仅在口头上将其当作“千秋伟业”，却缺少实际措施的支持，也无法使得这一工作更好地展开，这其实也是当前古籍整理的一个困境，亟需重视。

　　展示清词阔大境界

　　“清词号称复兴，在题材、表现手法以及深层意蕴等方面，都有着超越前人的意识，体现出宏大的格局。只是到了清代，词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成为全方位表情达意的文学样式，从而反映出词体之尊的实绩。”张宏生认为，清词境界非常开阔，宋代人多认为词是“小道”，虽然有苏辛风格的词，但整体上并没有充分地去开拓，有不少境界就还有待后人去填补，而在清词中，几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都能表达，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写征调民工之事，其风格与表现手法直承杜甫《三吏》、《三别》，此外，清初的满汉民族矛盾、晚清的鸦片战争、中法之战、割让香港，无一不可入词，表现出了全新的时代特色。

　　尽管清词有着巨大的成就，清词的汇辑，自清初起，直至清末民初，一直有人在做，如聂先、曾王孙的《百名家词钞》、蒋景祁的《瑶华集》及近人叶恭绰的《全清词钞》等，这些总集虽然各有特色，就其本身来说，仍只是一种选本，意在“以词存人”或“以人存词”，并没有想要汇辑所收作家的全部作品。《全清词》则搜罗完备，是对有清一代词的全面、完整的汇辑，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基本文献。

　　据介绍，《全清词》“顺康卷”及“补篇”仅占清词的五分之一，其数量就已经是《全宋词》的4倍多。而“雍乾卷”的总字数估计也将在600万字以上。清代词人的集子，存佚情况往往比较复杂，或由其本人编集时加以删削，或时加续刻造成前后不同，或社会动荡导致流失散佚等，以至于后人所见者往往并非足本——这些状况在《全清词》里都得到了改观。如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的词集，长期以来流传的只是《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等，但《全清词》中收录了从台湾搜集到的其早年词集抄本《眉匠词》；和朱彝尊同时的阳羡宗主陈维崧，通行本《湖海楼全集》所收的1629首词，却并非他创作的全貌。《全清词》辑录了他的集外词35首，其中见于《倚声初集》的就有31首，基本上是其少作。

　　《全清词》还利用海内外的公私藏书，广泛涉及清代经史子集的有关著述，特别深入考察笔记、地方志等，挖掘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资料。除了汇辑作品，辑佚校勘之外，在人物小传的整理撰写上也有独特贡献。现在已知“顺康卷”共收录词人2105家，估计整个清代的词人应该超过万人，《全清词》汇集大量零碎的记载，经过多方排比考索，撰成词人小传，不仅本身成为一部延续着的简明词史，对清代文化史研究更是功莫大焉。

　　“词莫盛于宋，而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余。及我朝而其道大昌。”清代沈曾植在《彊村校词图序》中曾如是说。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一说到词，人们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宋词上，事实上，起于唐五代，两宋时发展到巅峰的词，到了元明出现衰落，而到了清代，又再度复兴。南京大学1982年接受了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编纂《全清词》的任务，并于20年后出版了20册810万字的《全清词》“顺康卷”，早报记者近日获悉，总字数达200万字的“顺康卷补编”前不久也已经完成出版，“雍乾卷”编纂则正在进行中，并将在今年陆续出版。《全清词》编纂研究室负责人张宏生教授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词发展到清代，境界上更加开阔，虽然清词之具有独特价值已成为学界公论，但长期以来，具体的文献支撑仍然不足，《全清词》的陆续编纂出版正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从而更清楚地揭示文学史发展的逻辑，“清词复兴的含义，有发扬唐宋词传统的意思，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超越，是新的时代因素和美学因素的注入。”早报记者顾维华

　　清词在词史上的新创与发展

　　张宏生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到了清代以后，逐渐进入了尾声。从严格意义上说，传统的文学体裁，如诗文词曲赋等，都已经成熟，也分别经历了各自的高峰期。然而，由于古人对文体的认识不同，因此，这些所谓已经成熟的文体，仍然体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向，因而在清代被体认的状态仍有不同。

　　以经常被相提并论的诗和词这两种姊妹艺术来说，进入清代，中国古近体诗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人们对待前代的遗产，往往有着非常恭敬的心态。在清代，宗唐宗宋，交相起伏，一部清代诗史，甚至可以认为是对唐宋诗的取向之史。

　　清代词人则不然。虽然就规范而言，如果说在清代文学的发展中，清代诗人中有着唐宋诗之争的话，则清代词人则有着南北宋之争，仍然体现出非常浓郁的复古倾向。但是，清代的词人却无疑体现出更大的自信，往往求新求变，认为能够超越唐宋，展示全新的风貌。这一倾向，从清代初年就已经出现了。试看毛奇龄《中州吴孙庵词集序》：“今人不必不胜古人。而今之人有言胜古人者，则姗笑之。不惟姗笑之而已，且从而诮之让之。即幸而遇知之者，以为是果能近古人者也，而人之视之，仍不啻如今之人。人无不以闾巷之人视予者，则知予本不能逮古人也，而予之视今之人，亦未敢有逾于古人者，是岂予之识无以越于今人之卑者乎？抑亦天下果无人而无有当于古人之贤名也？”这位浙中才人所提出的观点，体现了难得的厚今薄古，有胆有识，很像同时期的批评家叶燮《原诗》所展示的气度。这可以说是一个信号，把清初词学复兴过程中，许许多多孜孜努力而未能宣之于口的想法，大胆地提出来了。

　　一直以来，词之所以被称为“小道”、“艳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题材上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性，即对男女之情的描写。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有一段话：“则有绮宴公子，绣幌佳人，举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弄纤纤之素手，按拍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虽然不一定是实写晚唐五代的情形，但作为一种象征，已经为天下后世所接受，以之作为词的原初状态，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长期延续下去。即使在宋代有苏轼、辛弃疾等人不断开拓，扩大词的表现领域，但仍然有不少人严守诗词分际。前人评价苏轼词，说他“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作为一种精神，或可如此着笔，作为实际情况，则欠准确。因为，所谓“无事无意不可以入词”，只是极力说明其功能的扩大而已。这种状况，宋代还不可能出现，而如果用来说明清词，倒还符合实际。

　　几乎在清代一开始，词坛即出现不同的气象，不少词人在改朝换代的大悲剧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下层百姓的痛苦，因此有意识地将之写入词中。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写康熙十三年(1674)撤藩役起，征调民工之事，表达了战争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的惨重影响，其风格与表现手法，都直承杜甫《三吏》、《三别》。再如郑燮著名的《满江红·田家四时苦乐歌》四首，各以上片写出田家之苦。试看其三：

　　云淡风高，送鸿雁一声凄楚。最怕是，打场天气，秋阴秋雨。霜穗未储终岁食，县符已索逃租户。更爪牙常例急于官，田家苦。

　　值得注意的是，郑燮写田家之苦，并不完全像前人，仅仅从催租索逋入手，而是写出了田家的生活常态，以见一般民众生活之艰辛。这样，就把文学的题材进一步日常生活化了。

　　清词的表现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如有表现鸦片之毒与禁烟之事的，如林则徐《高阳台·和嶰筠尚书韵》：

　　玉粟收余，金丝种后，蕃航别有蛮烟。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不知呼吸成滋味，爱挑灯、夜永如年。最堪怜，是一丸泥，捐万缗钱。春雷欻破零丁穴，笑蜃楼气尽，无复灰燃。沙角台高，乱帆收向天边。浮槎漫许陪霓节，看澄波、似镜长圆。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

　　表现鸦片战争之战事的，如江开《渡江云·题董啸庵孝廉焦山望海图，时英夷犯顺，镇江失守》：

　　海门空阔处，浮青一点，关锁六朝秋。大江淘日夜，烟飞云敛，砥柱在中流。芳树里，楼台金碧，列圣旧曾游。新愁。云颓铁瓮，月涌戈船，竟扬帆直走。最苦是，中泠泉水，浪饮夷酋。当年瘗鹤今如在，恐仙禽、哀唳难收。东望去，高歌与子同仇。

　　表现割让香港之事的，如朱祖谋《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

　　沧波放愁地，游棹轻回。风叶乱点行杯。惊秋客枕，酒醒后、登临尘眼重开。蛮烟荡无霁，飐天香花木，海气楼台。冰夷漫舞，唤痴龙、直视蓬莱。多少红桑如拱，筹笔问何年，真割珠厓。不信秋江睡稳，掣鯨身手，终古徘徊。大旗落日，照千山、劫墨成灰。又西风鹤唳，惊笳夜引，百折涛来。

　　这些作品，和诗相比，也许不够直截了当，但确实是一时时事的反映，是词心与时代脉搏同时跳动的最好写照。而且，这些作品也确实是词的表现手法。从中可以见出，通过辨体，作家们在写作时，所具有的自觉文体意识。

　　在清人进行词的创作时，他们已经意识到唐宋词的典范意义，于是不管是建立词派，还是创新词风，都往往以复兴古道为号召，而在这一过程中，唐宋的名家名篇一直处于一个被不断认识，不断欣赏的状态。因此，清人的创造力首先就体现在，他们对于唐宋词所创造的境界，或者予以深化，或者转换角度，体现出一种建立在学习之上，同时有所超越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