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王元化的学术人生，陈平原说他是“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    

    5月11日晚，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不到两周内接连获悉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和王元化先生仙逝，“我都怕听到这种消息了”。

    王元化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学界同悲。正在重庆开会的汤一介、乐黛云、孙长江等先生都很沉痛。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痛感“眼前看不到有谁能够填补他留下的空缺”。

    “他其实一点官架子没有”

    “元化叔叔千古！”导演彭小莲5月11日一早就赶去灵堂献上精心挑选的花篮，挽联上以“愚侄”的身份署着她们四姊妹的名字，“‘胡风分子’之间不称‘同志’，互称‘兄弟’，他给我送书什么的都叫‘贤侄’。”

    彭小莲之父彭柏山是1949年后接替夏衍的第二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在1955年被打为党内级别最高的“胡风分子”。同年，王元化也受胡风案牵连。王元化和彭柏山初识于1950年代初，1960年代初王元化从青海改造回上海后，他成为彭柏山当时屈指可数的密友。上小学时，苏州书香世家出身的王元化夫人张可辅导过彭小莲英语，“她发音特别好。爷爷(元化叔叔的爸爸)有时也教教我”。

    “在我出生那年，他已经参加抗日战争活动”，以“教书匠”自期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朱维铮视年长自己16岁的王元化先生“为老师和忘年交”，认为王元化1952年最早的那部论文集的题目“向着真实”，“很能代表他一生的真实”。

    朱维铮最早认识王元化和张可夫妇是在1979年底或者1980年年初，在恩师、著名经史学家周予同家里遇到他们夫妇登门拜访，“张可是周先生早年的学生”。当时，王元化刚刚从胡风案中平反，第一次见面后就约朱维铮教授来家里聚谈，“他当时在研究《文心雕龙》和龚自珍，与我研究的思想文化史有很多共同点。”

    王元化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任上时，朱维铮就没有联系王元化，但王元化总会问“你干嘛不来谈谈”。“他其实一点官架子没有”，朱维铮回忆。后来王元化卸任宣传部长时，朱维铮“第二天就去看他了，照常像以前谈谈学术”。

    彭小莲听杂文家何满子转述过一个故事：王元化上任后的第一个春节，受邀去看一场供领导小范围观看的春节联欢晚会，他邀请了贾植芳教授等“胡风分子”。当看到晚会中有革命样板戏时，王元化愤而起身离场，“一帮‘胡风分子’集体离场了”。

    1997年，王元化还撰文表示：“样板戏在许多方面蕴含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实质。‘以阶级斗争为纲’、‘三突出’、‘高大全’等艺术理论与实践，是把过去长期延续下来表现为极左思潮的教条主义推向了极端。”

    “搞创作就要给人空间。”王元化在任上时，迪斯科在上海刚刚兴起，有保守的舞蹈家向他举报：“这种东西怎么能看，你们要出来管一管。”王元化的答复却是“不行，文化你要多元化。”1983年10月，全国开始反精神污染运动。当时，上海一家剧院斥巨资排演的经典歌剧《卡门》演出受阻。有人打报告给王元化，称歌剧中的一位女主人公“不正经”，“他说这是世界名著，你总要让人家演两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