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文献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其质朴、刚健、生机勃勃的思想、情感与文风是后来者永远受益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即有此感。胡乔木说过《讲话》的背景是战争环境、农村环境，其中的一些观点有其环境局限，不能绝对化；但他同时也认为，《讲话》关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讲话》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讲话》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是文化现代化的经典理论文献。“文艺为工农兵”也就是让最大多数的人能享受文化，让原来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人破天荒地获得文化权利，让原来由少数人占有的文学艺术为全民所共有。这是与现代社会相伴随的文化平等，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文化史家称之为“文化民主化”。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化工作都是让大众共享文化的步骤，如扫盲、教育普及、推广新文字，成效卓著。毛泽东把这种文化平等的思想带到了文艺领域，《讲话》在这方面的论述深入而精当。这是一种体现在文化上的人道主义与民主思想，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基层社会实践这种现代价值最有力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党领导的文化运动就是这种实践的重要方面。尽管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就提出“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但这种“平民文学”的美好理想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才开始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是“五四”新文化的继承、发展和深化，这种“谱系”是清晰的，《讲话》中也明确地将党的“文化军队”远接“五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充分认识《讲话》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意义。

读《讲话》我们体会到毛泽东对作家们真正是爱之以德、期之以远。他鼓励文学家艺术家要“有出息”，“有出息”的表现就是要深入生活。毛泽东关于“源”与“流”的辨析、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源泉的论断，在文艺思想史上应占重要地位。《讲话》关于深入生活的理论有几点格外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他号召作家深入群众，深入工农兵。工农兵是民族的主体人群，而一个民族最伟大的精神、最强大的生存力量、最丰富多彩的生活都蕴藏于主体人群之中。如果作家脱离了主体人群，封闭于狭小的生活圈子之中，他的创作不可能有深厚的内容。第二，他鼓励作家参与革命运动。晚清以来包括革命在内的中国社会变迁是一场伟大的活剧，是关系到亿万人命运的历史过程，离开了对这一过程的体悟、理解、把握，作品就很难有大格局、大境界，不可能成为大作家。只有体验、认识了这一过程，作家才能超越灰色的人生、渺小的自我，脱离“茶杯里的风波”与低级趣味，使作品多些血色与钙质。不是不让作家“表现自我”，而是让他的自我更强大、更饱满。第三，他要求作家学习群众的语言。被最广大的人群运用着的语言才是活的语言、生动的语言、充满变化的语言，舍此只能堕入单调的书面语、矫情的“文艺腔”或翻译句式。语言是文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离开了语言的丰富与个性化作品就无可观。直到今天毛泽东的这些教诲对作家来说仍然是金玉良言，甚至可以说更有针砭意义。

《讲话》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论说今天读来也分外入心。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普及与提高的双重任务，仍然面对这方面的尖锐问题。一方面，群众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互联网的出现更使巨大的人群习惯于日常阅读并保持经常性写作。另一方面，商业化、娱乐化的文化类型日益增多，那些并非追求艺术性而是追求即时视听效果的文化产品成为大众主要的文化消费对象，造成了对真正的艺术欣赏与精神生活的屏蔽。在这种局面下怎样才能对大众进行艺术性与审美的普及工作？怎样在现有的欣赏水平上提高？都迫切需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