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梁文道

●英国从来没有刻意同化香港，所以香港人学英文，学到英文是套工具语言，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没有多少用英文写作的好作家。

●香港在变，香港在重新怀疑过去，而且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香港。

●香港以前的年轻人说是政治冷感，只想赚钱。但今天香港年轻人的政治性却浓烈过以前任何一代。

梁文道谈香港，似乎已是老话题。但梁文道在“反蝗虫”事件后谈“重新认识南方，重新认识香港”，却让人不得不驻足。上周六，近千观众挤满方所。讲座晚上七点半开始，梁文道一路追溯“南方海洋中国”的变化。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南方海洋中国的北伐”，而过去的一百年，南方海洋中国向北方重新输入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想法，构成一浪又一浪的冲击。至于香港的“反蝗虫”等事件，梁文道联系到香港最近谣传内地人来拐卖香港儿童时说，“纳粹兴起前，德国也谣传他们的纯种小孩被日耳曼人掠夺去了，这背后的心理便是社会受到了威胁”。

2008年，梁文道写下《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自白》，为香港回归十周年建言，如今，又过去了四年。演讲结束后，他与南都记者谈到了香港的今天。

香港的价值观

南都：讲座中提到香港殖民和反殖民斗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何理解殖民文化？

梁文道：这个东西在香港从来没有被认真梳理过。我觉得殖民文化远比一般人所讲的复杂，我们都以为殖民文化就是一个殖民地的人民被教育成了要认同殖民国，不认同自己本来的身份；我们都以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地的被殖民者非常钦佩、崇敬、仰望殖民者；我们都以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者把自己的一套东西带来本地，使得本地的这个文化彻底地被改造，乃至于接近了殖民者自身的文化。这三点都是错误的。

香港人不认同自己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国民的身份，有趣的是英国人也不想你这么认同，这是香港非常独特的地方。香港属于后殖民地时期，当初在威海，英国人来了之后首先建了一个大型建筑，这个公共建筑就是法院，这是告诉当地人，我们英国人的统治靠的是这个，就是法院。你不要说我来欺负你，我来压迫你，我给你讲法的。

大部分香港人是逃难来的，但他也不愿意认同这个殖民族，他认同一种文化中国的概念，而且这个文化中国的概念可以表达得非常极端，甚至激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李小龙到霍元甲，香港拍的一切武打片、武侠片我们不要忘记其中永恒不变的主题，那就是中国人用功夫打鬼佬。香港导演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呢？中国就是功夫。一套传统文化神秘的，对付你们这帮船坚炮利，真枪子弹，所以香港人是这样的状态。

第二点，我们以为他会仰慕西方殖民者，在香港我们有部分人会认为今天英文讲得好，很是一回事，的确我承认在这点上香港被内置了一套关于语言的价值观，觉得英文是最好的。英国从来没有刻意同化香港，所以香港人学英文，学到英文是套工具语言，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没有多少用英文写作的好作家。相反你看印度这样的地方出很多英文很好的作家，因为对他们来讲英文不只是个工具，而是文化跟思考的一部分，是高雅文化。但在香港我们用中文，我们为什么需要用英文来写文学呢？所以你写创作文学的头号选择就是你自己的语文。

最后，殖民时期香港的教育教学生中国历史，但是仿佛把它当成别的国家历史来教。而英国历史他根本不教，他没有教你效忠英女皇，也没有教你要好好当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包括忠诚、牺牲、爱国、荣誉。那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教育，全世界不会有的。因为所有国家的教育再怎么自由它都有一个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的部分。香港的市民理论上是最典型的市民，强调实际、利益的交易，这恰恰是香港人最核心的东西。英国的殖民造成了这个状况，而且英国人有心有力或者是无心无力地推动了香港的这种实际的经济挂帅的倾向。而且英国在香港实行了一套连英国都不会永远实现的制度———所谓“放任经济”。这些东西围绕起来就构成了香港的价值观。

年轻人在改变香港

南都：2008年，你写《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如今是否有些许变化？

梁文道：我想讲，最近几年变了，这个变我觉得就是香港的年青一代非常不一样，他们更多的是横向联结。这是因为“九七”后香港面对过好几次大型的政治、经济的危机，比如说“非典”等，这么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越来越拉大了贫富差距，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问香港到底是什么？香港是谁的香港？

香港在变，香港在重新怀疑过去，而且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香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主力就是这群年轻人，这群年轻人他们不再相信过去成功模式是现实的，那个模式是上一辈的人或者我这代人好好努力念书，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机会又聪明迟早有一天你能上到社会最顶端。做不了李嘉诚，都做李嘉诚之二、二副手这样的。有一个社会流动的阶梯，很清楚的。但现在年轻人觉得这个阶梯并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这么走。他们觉得不可能，你上不去了，它已经形成一个垄断的差距拉大的格局。然后对于政治也是一样，香港以前的年轻人说是政治冷感，只想赚钱。但今天香港年轻人的政治性却浓烈过以前任何一代。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年轻人他们会有很多横向的联结，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现有好多艺术家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今天在香港你从事文化创作就等于意味着你必须要参加社会运动，在年青一代身上，他们整个途径变了，在香港这几年我看到最正面跟积极的变化就是说香港年青一代很有朝气，很有希望，不知道前途如何，乐不乐观，但他们想改变香港。

我该打的仗已经打过了

南都：你自身的感受呢？

梁文道：我那时候的悲观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香港政府跟社会，跟经济体制的不满，我觉得这个体制对文化从来不友善，从来不帮忙，非常糟。而且我是有对比的，因为我曾经有十几年时间写很多谈文化政策的东西，我跟朋友们的那些谈论，甚至已经影响了台湾，而香港是寸步难进；第二我是觉得香港这个地方的文化人不必要再混在香港这个地方，这一点就不是那么悲观的事情，我在想象一种新的空间概念。

过去香港作家，总会觉得我就是香港作家，他很少想到我可以是个住在香港的中国作家。就等于苏童他不会说我只是南京作家，不是中国作家，他是住在南京的中国作家。我换这样的想法意思是说，我们可以住在香港、写香港，但是舞台或者整个心里面想的那个空间概念是扩及到整个中国的。为什么不行呢？谁规定说纽约作家只能是纽约作家，或者巴黎导演只能是巴黎导演，却不能是法国导演那不是很奇怪吗？

过去，我看很多电影奖或者杂志选中国最了不起的十个导演，一个台湾人跟香港人都没有，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侯孝贤、王家卫就一定比不上冯小刚呢？不是，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把你算进去。所以我那篇文章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算进去。我们要进入那个世界，但同时我也表达对香港整个主流体制的不满，那种对它的愤怒。

我觉得今天情况没有变，香港的政府、商界对文化的态度有一点点的进步，但其实不是太明显。真正比较有希望的其实还是什么呢？底下的市民百姓。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的变化，他们开出一片新天地。但是这也恰恰证明了我当年常讲的一样事情，我觉得我能够为香港文化界做的事已经做完了，我想不到我还能做什么，我尽力了。我该打的仗我打过了，那接下来该是下一代人去做。果然他们做到了我们当年做不到的事情，想到了我们当年想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