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最当红的风险投资人，同时用三部手机。从携程到如家，他创下了“三年内两次带领中国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的战果”。他和作家余华是好朋友。关于未来，他说，“如果3、4年后我老了，落伍了，我就退出风险投资业。”此后，他希望“最好有一天自己也写部历史小说。”

　　文/李卉 摄影/张洪兵

　　2008年，红杉资本合伙人沈南鹏40岁。在上海恒隆广场红杉资本办公室，时隔三年，记者再度采访他时，他还是照旧忙碌着。沈南鹏有三张手机卡，一部香港的、一部内地的，还有一个黑莓手机，“每个月仅电话费就要一万元(人民币)。”每次在办公场合见到沈南鹏，他似乎永远都在接电话。走的时候，他照例留下一个聆听越洋长途电话的背影。“我不觉得累，”他看起来兴致颇高：“因为我就是喜欢这个工作。”

　　长久以来，沈南鹏一直被外界视为标准的上海男人。也许，他身上拥有太多精明实干的“上海”标签——耶鲁MBA、华尔街投资银行家、最当红的风险投资人，曾创下“三年内两次带领中国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的战果”。

　　但其实，沈南鹏老家是江苏海宁，和作家余华是好朋友。“余华是海盐的，我们算半个老乡。”投身商海的他，除了喜欢高尔夫，闲来还爱看历史书，“最好有一天自己也写部历史小说。”沈南鹏觉得自己和余华很像，“我们那里的人，都有一副好脾气，不喜欢漫无目的的空想未来，对细节把握得比较准。这点你在余华的小说里也能感觉到。”

　　“哪一天落伍了，我马上退出”

　　在华尔街，沈南鹏先后在两家著名的投资银行但谈及这段岁月，他很直接地告诉《外滩画报》：“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在华尔街有多么成功？那是一个异常激烈的战场。其折旧率比风险投资行业更甚。”接着，沈南鹏做了一个比喻，“如果说投资风险行业还可以允许两三年之后再看结果，那么华尔街简直是立杆见影。如果三个月之内业绩不佳，就会被扫地出门。”

　　事实上，时间到了1994年，华尔街的中国人普遍感受到时来运转的气息。“那时候，中国经济发展了，美国市场一下子开始追着华尔街上的中国人跑了。”

　　当时，沈南鹏看上了中国的网络业。“华尔街的工作好比压缩饼干，让人能够站在最高处看到全局，这样我也能在短时间内学会把握行业脉络。”沈南鹏决定回到上海，他和青年时代的伙伴梁建章一起聊了创办旅游网站的想法。与此同时，同是上海交通大学校友的季琦、范敏亦加入了这一创业团队。几年后，携程在美国上市。此后，四人再度携手创建了如家。

　　经过多年奋斗后，性格迥异的四个人又走向了不同的方向。生性淡泊的梁建章保留携程董事身份，远去海外游学。兢兢业业的范敏则执掌携程，不断提升企业品牌。最富创业精神的季琦三度创业，自立门户创办了汉庭连锁酒店。沈南鹏则选择了红杉中国，“我觉得是我们都有余力，再度追求自己真正的目标。”

　　“我不可能重新回去创业。”学数学出身的他逻辑严密，思维敏捷，“6年的创业加上8年的投资银行经历，选择风险投资业最能发挥我的特长。若干年后我老了，落伍了，我就退出。”

　　“中国人误把熟练当天才”

　　小时候，沈南鹏最喜欢的“游戏”是“在少年宫数学组里做数学题”，从初一到高三，他每个星期日都耗在那里接受数学训练。15岁时，沈南鹏遇见比自己小一岁的的梁建章，这两个懵懂少年一起参加了1982年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两个数学“神童”也都同时获奖。“那时候，我一点不觉得苦，就是喜欢遨游在数学世界的感觉。”

　　此后，沈南鹏顺理成章地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4年后，他赴美攻读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博士。“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数学家。”到了美国，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人是误把熟练当成了天才。“以前我拿奖，

　　可能是因为我很熟练。”

　　沈南鹏感觉自己并非一个旷世罕见的数学天才，一年之后，他决定改读耶鲁大学MBA。“因为学MBA和数学有点关系，还可以把以前的知识用起来。如果去当医生或律师，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美国的生活也让他开始接受了商业的洗礼。他由衷地认识到，这才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当沈南鹏把自己转专业的想法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以开放的态度接受了。“我母亲以前就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也许冥冥之中，经商还真是一种家族的遗传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人念商学院的很少。那时候，MBA毕业以后，通常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是进投资银行，第二是咨询公司。1992年，沈南鹏从耶鲁大学毕业。“那时候，中国人找工作很难，”他回忆道：“即便是握有耶鲁大学MBA的文凭，可同一年哈佛有700名MBA毕业生、斯坦福有400名MBA毕业生，竞争十分激烈。”

　　当年的美国人认为让中国人在美国做投资，几乎没有任何优势。谁也未曾料到有一天会有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当年我进商学院时，从来没有读过《华尔街日报》，这对一般的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沈南鹏说：“美国人从小浸润在资本市场中，十五、六岁可能就炒过股票，20岁自己开过公司。而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是一路读书过来，没有什么经商经验。要说服美国人聘用你，很费力。”

　　沈南鹏很幸运，凭着超强的数学思维能力，他被花旗银行看中，就此踏入华尔街。

红杉的独特密码

　　如今，沈南鹏选择加入的红杉资本，是美国最顶级的基金之一：曾投资了苹果电脑、思科、甲骨文、雅虎和Google等一批著名科技公司；三十多年里，红杉资本造就了美国多家著名企业。目前其投资的公司总市值，超过纳斯达克市场总价值的10%。“如果一个基金投资了3个企业是成功的，那可能是运气。但如果三十年来都是成功的，它肯定有自己独特的密码。”和其他美国跨国公司不同，红杉中国与红杉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这就像红杉以色列、红杉印度一样，我们只是借助同一个品牌，但在当地完全依靠本土人士。”

　　让沈南鹏着迷于风险投资的原因很有趣：“有一次，我去投资一个蔬菜行业。在审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请来了全中国几乎最好的农业专家。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掌握了中国农业市场几个最典型的赢利模式，这很神奇。”

　　而红杉中国投资的领域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农业，还有餐饮、彩票、保险甚至动画。“这也很好玩的。当初我们投资宏梦卡通的时候，之前已经有很多风险投资基金去看过。但都未敢进入。”沈南鹏说：“后来，我就想中国一定需要一个类似迪斯尼一样的动画公司。而宏梦卡通的虹猫蓝兔，是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卡通，它可能是个好苗子。”

　　投资宏梦卡通后，沈南鹏才发现中国有3.6亿少年儿童，是全球最大的卡通产品消费市场，但国产卡通在儿童消费领域所占份额微乎其微。“这是个怪圈，中国是国际卡通节目最大的加工基地，原创卡通却不能获得来自产业市场的资金回报。”此后，红杉中国帮助宏梦卡通找到一个在零售业具有丰富经验的首席执行官。“艺术家们通常对市场不大精通，找到合适的市场结合点后，宏梦卡通很快就占据了中国卡通行业40%的市场。”

　　宏梦卡通的“虹猫蓝兔”，也是沈南孩子特别喜爱的卡通。说起孩子，他笑意满怀：“现在太忙了，经常在上海、北京考察项目，所以没多少时间陪他们。”这和沈南鹏小时候的经历颇为相似：“那时候，妈妈负责一个国有企业大厂，也基本没有时间管我，我就住在家乡海宁的姑姑家。”但无论如何，沈南鹏会规定自己每周末一定返回香港家中，“哪怕只陪孩子一天。”

　　B=《外滩画报》

　　S=沈南鹏

　　B：红杉中国投资的农业、餐饮、彩票、保险以及动画，看起来都和大家想象的风险投资项目不一样？好象也不是其他风险投资基金常规会投资的？你是怎么选择的？

　　S：我还是看基本面。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别人一轰而上，你就跟着上，别人撤退你也撤退。如此这般，就发现不了真正有趣的公司了。

　　举个例子吧。2004-2005年的时候，中国无线行业的投资非常热，你到处都可以看到手机、短消息业务的热潮。但当时我们就发现这个行业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很多公司对于运营商的依赖性很强。事实也是如此，因为这个原因，没过多久这个行业就消沉下去了。这是不是表明无线行业完全没有投资的机会？肯定不是。2006年，我们发现这个行业里一个非常有趣的公司——捷迅科技，它是专门做手机杀毒、无线支付等业务的，对于运营商没有什么依赖性。于是，在整个行业不被其他风险投资理睬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捷迅科技，现在发展地很好。

　　B：很奇怪，你说红杉中国不是风险投资基金？那是什么？

　　S：我正想谈这个问题。其实，红杉中国已经不能被简单地叫做风险投资(VC)了，因为随着业务的扩大，我们已经进入到私募基金(PE)的层面。不久前，红杉资本刚刚用5..7亿元控股投资了麦考林，这么大的投资显然不能称做VC，而要视为PE了。

　　红杉资本中国通过收购大部分股份成为麦考林的绝对控股方。这也是红杉资本中国迄今最大一笔单次投资，也是第一个控股收购项目。此外，我们也投资了数亿元在房地产上，这都显示着红杉中国的PE项目越来越多。

　　B：你曾经写过一个著名的“最不喜欢的十大CEO标准”，那么你现在投资的企业，它们的CEO都长什么样子？

　　S：没有统一标准。每年我们都会把我们投资的企业家召集到一起聊天。结果，那天来了40多个人，我一看完全是各式各样的：既有山西焦碳行业的民营企业家，又有海外归来的学者型CEO。看着看着我自己心里也乐了，这就是现实的中国，多元化本身就是有趣的，是一个进步。从来就没有什么唯一的标准。

　　B：你原来在华尔街是个成功的银行家，现在回来在中国进行投资，两者相比哪个更难？

　　S：我从来没觉得我在华尔街有多成功。以前美国的节奏比中国快，可是现在上海的节奏早就快过纽约了。

　　华尔街是一个“折旧率”非常高的地方。很多人40多岁就退休了。如果是在美国，可能风险投资的“压力”是小于华尔街银行家的，因为风险投资是看长期效果的。在中国，一切都是那么匆忙。

　　有时我回到香港后离公司距离远一点，反而能想清楚。坐在香港那间办公室里，你会觉得时间缓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