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08-06-12 点击数：1953

前几天到贵阳去了一趟。贵阳的一位地产商对建筑师说了这么句话：“你们喜欢的就是我们想要的。”

　　这句话的意义引起我的思考。我记得2002年在北京饭店的“中国地产10年论坛”，和后来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居住改变中国论坛”，当时房地产发展了10年，中国的地产商非常自豪，自豪什么呢？是居住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这一点是真实的。中国房地产改变了中国的居住环境，也为民族的强大和腾飞做了很了不起的工

　　但是改变中国的面貌这些建筑文化和建筑艺术是什么呢？在这个期间，应该说一个是“欧陆风情”，一个是“新中式主义”。“欧陆风情”是前十年文化，自动自觉的把洋人的东西“拿来”。但那是人家那个民族的祖宗玩儿的，不是现在的。在“拿来”的过程中体现出文化上的不自信。“新中式主义”充满了激情，而且卖的非常好。但“新中式主义”和“欧陆风情”本质上是一样的。这说明中国的企业家、开发商和建筑师也在探讨我们这个民族对当代城市建筑文化、建筑艺术有没有一个新的探索。中国人在有钱之后，也希望建筑上有自己的文化。

　　中国对当代文化、城市文化往哪走，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因为城市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当代和现代状态最大的载体，不可规避的。所以当鸟巢、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三大建筑方案通过的时候，当时感觉特激奋——中国的城市文化结束了以前的意识。但是最近又有点找不着北了，唱京剧要从娃娃抓起、北大还要把孔夫子搬出来作为符号，还是想往后走。所以，当代文化往哪走是城市文化很重要的表征。

　　但最近有几个事叫我很感动，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城市文化另外一个面貌。一些地方政府、地产商愿意做新的建筑，思想非常开放：“你们喜欢的就是我们要的。”他们的心态代表了这个民族要走向世界，要做出这个民族自己的新的东西给世界人民看。

　　建筑风格的未来走向，这里有一个文化定义的事儿。当代的中国城市文化和城市建筑肯定是要往前走的，这不是希望，而是现实。曾经的“欧陆风情”也好、“新中式主义”也好，已成为一个历史阶段，就是这样的。

　　学者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叶廷芳：建筑质量的导向

　　这次的地震造成了学校倒塌、学生遇难，有人说媒体的导向有问题，为什么政府大楼也倒塌了不报，先要报这个学校？如果地震当中所有的建筑都垮了，我们的学校没垮，那么说明导向才真正正确了。

　　我们房屋的建筑质量问题非常多，一位清华博士政协委员，曾经在政协大会上对着两千多人发言，他的发言内容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国家平均每两分钟要倒塌一幢房子。我们所谓的建筑速度确实成了世界的奇迹，但是质量恐怕也是值得怀疑的。

　　北京跟柏林都重建了一个客车站，我们号称亚洲第一，他们号称欧洲第一，两个第一。我们是两年半就完成了，他那个建筑，1997年看到已经在建，1999年去我以为这下可以见新的火车站了，去了之后只有四条铁轨，他们是马拉松的建筑，一直到2005年才完成两相比较，我想德国人的技术力量不比我们差，经济实力不比我们差，为什么同样的火车站我们建的那么快，他们建的那么慢？我们中国人过去讲究“多快好省”，“快”是第一位的，“好”就很难说了，因为又要“多”又要“快”又要“省”，哪来的“好”呢？

　　东西文化的问题，这两种文化的差别本质，是一个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之差。说到底是农业文化跟工业文化的碰撞。最近几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被好多的外国的建筑师占上风，很多建筑师心里上可能受不了，说都变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我们只有摆脱过去长时间的那些拘谨的观念，才能够跳出旧框子。“水立方”是跟英国建筑师合作的，但造型的创意来自中国的建筑师，这就说明了我们跟外国建筑师这样的合作，这样的混合的运作，我觉得是有价值的。

　　加入WTO以后，我们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很快地暴露出来。我们有很多的产品走遍世界，但是我们都是抄袭人家的，都剽窃人家的，我们自己的创造品牌很少很少。同时，现在很多人要重修那些古建筑，包括圆明园。那么多人抄袭前人的建筑物，何不利用现代的建筑学原理，利用现在更先进的材料，根据现在人的生活要求，创造一个比前人更加壮观、更加辉煌的，能够代表我们21世纪的建筑，这多么有意义呢？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艺术档案”主持人 朱青生：问题最多机会最多

　　重建不仅仅是给一些钱，给一个小学校重建，最重要的重建是我们要从反思的角度、从专业的角度来探索我们凭什么、用什么来重建，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计划，来重新考虑学校到底以什么样的规定来建这个房子，小孩子有没有逃跑的机会，如果逃跑了以后，他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救助，像这样的问题说起来是一个专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道问题，而人道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水平问题。一个民族如果有什么正面形象的话，就是对人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注到什么样的程度。

　　在这个时刻，重要的是整合各种力量，从更高的层次塑造我们引领世界的可能性。当代艺术界跟建筑比起来正好处在两极，因为建筑界的话要造好一个房子，更多的是社会行为或者是一个经济行为，或者是一个权术。

　　而艺术界正好是最虚，可以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一次重大的操作，所以艺术界现在在全世界很红火。但是这个红火中间隐藏的问题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实际上还是遇到了这样两个误解，不仅在老百姓中间，也在国家的决策人中间流行。就是我们到底是要维护传统，还是要发展新的可能性。其实维护传统只是我们的三足鼎立之一，而向全世界先进的文化吸取和吸收，这是我们的三足鼎立之二，其实三足鼎立之三最重要的一条，而是根据我们遭遇的问题去发展当代的建筑，和当代的艺术。

　　这个事情到底要发展到什么样没有人知道，而当这个问题最激烈的地方，也就是机会最多的地方，而我们正好处在问题最多的地方，也是机会最多的地方。而我们今天又碰到了地震，这个事情就变得生死攸关，变得众人注目。我想“震后造家”这样的活动，它就是一个能够在信息的层次上，把大家的可能的活动联系起来，然后试探着能够在学理上、专业上和实际的效果上，能够为中国的建筑和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来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

　　艺术家隋建国：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高度看“鸟巢”和“水立方”的景观。想起来当时在青岛为矶奇新做展览的时候我们还发表了一个声明，其实都是很微不足道的人物，但是大家都觉得还是应该发表一个声明。其中一个就是反对为鸟巢“摘帽子”，今天往下一看就发现了“奥运瘦身”，当时是“瘦身”的效果。但是从现在起你就要担心2008年8月8号8点08分北京会不会下雨。

　　前一段奥运测试赛，有一次长跑马拉松，我去看了，那天就是下雨。我冒雨进到场馆里，因为我确实想看看这个场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觉效果。参加表演的大巴车排了一长排，所有参加表演的街道妇女、学生、军队战士都是淋在雨里面，慢慢的从鸟巢里面走出来上车。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鸟巢还有“帽子”，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这就让我想到很多复杂的问题， “瘦身”之后，我们在做火炬传递，这个时候没有人在想“瘦身”的问题、“节俭办奥运”的问题，火炬在国际上的传递我觉得也要消耗巨大的财富。一个姿态也好，一种倾向也好，它的科学性太重要了，但是有的时候意识形态会把这种科学性干掉。

　　我觉得建筑界在重建的过程多种应该站出来，给政府、给国家、或者给当地的政府，甚至给同行，给社会大众提建议、提想法，把自己的经验奉献出来。这个时候可能是最有可能创新的时候。因为你说本土建筑、说文脉、说跟环境的结合，如果只是为地产商服务会有很多商业限制，那么这次灾后重建，你有可能提出建议，根据四川实际的生态环境，根据他们原来老百姓的房子，和生活方式气侯来提出更合理的建议，利用新的材料，甚至对新的空间的运用，包括生活方式的提出，因为我觉得建筑和环境是规定人的生活方式的，包括他的交通，他跟山或者河的环境关系，包括镇与镇，村与村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都是建筑师最能发挥作用的时候。

　　艺术家萧昱：

　　幸福感的物化

　　是什么潜在的东西，让大家拼命地盖房子、买房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除了钱、理想、商机等等外，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一个公众潜在的心理——幸福感普遍缺失的结果，就是幸福感被挤压得很物化，物化为房子。

　　在这个社会，我感觉精神没有存放的位置。在一个大的理想逐渐被平庸化以后，所有的人和事其实我们没法评价，过去还有所谓理想，不管知道不知道，反正有一个东西放在那。比如你做好事也好，你总觉得好像心理获得一种满足，精神有地方托付。现在当然也有一些精神消费，但是我感觉对于年轻人来讲，宗教、理想里还有一半的成分是比较时髦，表示有一种追求，这是一种消费。幸福感似乎无法寄托在原来意义上的理想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比较物化的东西需求就比较旺了。比如说我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觉得我们家洋溢着幸福，我会觉得我们好像名下有财产了，我小的时候都没想过有朝一日还有这种事。前一段时间我把那房子卖了，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对方是姐妹俩，姐姐说了一句话：“妹妹你看，我们名下有财产了。”很幸福。房子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是一个关于幸福的说法，说你拥有这个拥有那个，可能跟幸福关系不大。如果说你有一套房子，你有老婆孩子，就没有人怀疑这个东西跟幸福无关。

　　盘古氏投资刘宝增：

　　开发商不光是追求利益

　　七年前拿到的这块土地，当时并没有知道奥运会申办成功，我想这一个狭长的土地对一般开发商来讲不是一个非常好规划和利用的土地。作为一个地产企业，我们创造一个龙形的产品，也是想试图探讨去做一个中国文化的产品，设计师是台湾的李先生做的，就是设计台北“101”大厦的，他的很多作品是带有中国元素的。

　　我们也想倒回七年前的时候，我们要是做这么一个狭长的土地，最简单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做一堆的板楼，做住宅，很快就能在市场上消化了，可能也不需要筋力这么长的时间，克服这么多的困难来建造这个产品。如果从开发商追求利益的角度讲我们是得不偿失的，不会这么做的。开发商不光是追求利益，更多的是对社会、对建筑做一些事情。

　　红鹤沟通董事长李雪淞：

　　从文化上突破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整个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幸福感缺失。大家忙得一塌糊涂，总觉得不满足，幸福感欲望大，然后底线拉的太高，这个可能是跟我们现在主要都是以经济为导向有关系。

　　如果要打破经济为导向的单一的局面，有可能在文化上面做一些突破。

　　所有的表象都有内在的合理性。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建筑应该分门别类，有的时候我们缺乏足够直接的教材，比如好的政府，比如节约型的政府、服务型的政府办公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样能唤起公众的认识。艺术馆、博物馆等建筑，实际上很重要的是要有启发性，要有教育性，比如对儿童的，儿童看了有趣，或者具有艺术性。那么它的价值又超出建筑本身。

　　商业用途的建筑现在问题是，开发商还是“草根”，都是做住宅出身，商业建筑刚刚起步，现在北京有好多商业建筑，给忽悠出去了，但是商家不买账，因为卖的不好，出租率很低。说明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做商业建筑，包括我们的街道，尺度过大，没有办法逛街，大家都是“瞻仰”来了。

　　住宅建筑实际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地产界跟艺术界热烈的“拥抱”过一段时间，目前来看，这股风已经过去了。因为现在市场上比较买账的，主要还是建筑品质比较好的、建筑工程质量比较好、环境比较好的住宅。

　　有一些豪宅卖得很贵，他们移植很多的大树，有一些树是从边远的山区，或者是一些村子里面，通过一些渠道，虽然这个渠道也许是合法的，把大树都挪过来了，挪过来以后呢？实际上增加了房地产的卖价，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村庄也少了一个大树，这个村庄的祖祖辈辈也少了一棵大树，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值得房地产商注意的。

　　实际上在台湾，有一个建筑师专门致力于原住民的家园的建筑，因为原住民的房子年久失修，很多材料都不能够适应新的发展，这个建筑师一直在从事原住民的简易房搭建。这个设计会把设计含量，工艺、材料还有当地的农民的自建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建筑师不仅仅都是关注与时尚和前卫的，城市文明的，也要考虑到乡村的情况。

　　建筑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 吴耀东：建筑的平衡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人类遭难的这些事，不用说20世纪，就是21世纪之后，“911”最典型的，很早的一个大难，往往人们这个时候特别爱反思，整个世界该不该盖超高层？房子该不该越盖越高？是不是所有的房子都防止“747”的撞击？因为之前没有人考虑到了反恐的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再看人类盖的房子，包括“911”在那个地方盖的越来越高，新设定的那个塔是500多米，比以前的427米还要高100米。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人的欲望，人类的欲望其实一直在寻找平衡。

　　大地震有很多就值得我们建筑师反思的东西。到底当地怎么样，当然我们也派了，好多朋友在地震灾区，现在第一个最急迫的是帮助鉴定房屋，有一些房屋没有倒，就可以鉴定，哪些房子已经是危房，不可以进人了，哪些可以修一修接着用，而哪些完全没有破坏。第二个我们着手该怎么建，其实地震的问题全世界都有，比如日本，因为我是留学日本的。关于这个问题牵扯到国策的问题，比如我们要不要所有的房子，比如北京的房子都是八度抗震，地震不来，我就这么绷着50年，是不是一个巨大浪费？所以我看日本很多思路都是很可取的，比如柱子和支撑部分做的很强，楼盘做的很弱，柔性的，或者像欧美直接做成木板房，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建筑师、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 冯腾飞：

　　中式研究

　　我曾经服务于一个开发商，在开发项目的时候，开发商要最大限度降低的成本，要求不按照抗震的规范做建筑设计，当时我宁可不做。四川地震发生以后，我马上就想到当时这个业主的话：“地震的时候谁来考虑这个呀？”要降低成本、要利润最大化，这些都没错，但是不能突破我们的规范，不能突破我们学科的极限。现在经常喊人性化设计，其实人性化的设计是体现在设计各个环节里面的。我觉得按照抗震的规范进行设计，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优化设计。所以这次四川地震以后，我马上想到幸亏当时不做了。

　　建筑师见证了中国的房地产从发展的初期一直到现在，从最开始的原始的积累，到后来追求利润和追求文化做品牌相结合，地产的产品要服务于大众，大众的文化追求是有很多层面、很多层次的。楼盘销售对象是谁，是哪一个群体，这些群体的价值观、追求、受教育的程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引进了国外现成的东西进行融合，同时我们也看到地产建筑者也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居住模式引进了我们地产的开发中间，北京四合院的概念，闽南徽派的文化都引进来了。这些追求不管它做得合适不合适，但是有这种想法，从开发地产商的角度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建筑师都有自己的理想，也是要跟地产商进行磨合很多次的一个因素。国外的建筑师在中国进行设计的时候，反而从精神上关注中国文化可能比我们国内的建筑师关注得多。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仅仅局限于它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屋顶，是什么样的地面，是什么样的开窗，而国外的建筑师从空间的角度，从古代的很多非建筑的文化角度来入手进行建筑创作，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我说无论是我们中国的建筑师本身，还是国外的建筑师，不论是我们中国的消费者还是国外的消费者，对文化都是在进行不断地追求。

　　华太设计建筑师王健：

　　建筑师要为“穷人”支招

　　我认为建筑设计里面也存在着贫富差距问题，建筑师不光要关注一线、二线城市，也要关注三线、四线，甚至到乡镇一级的。他们没有钱所以。也没有人给他们好好做设计，就随随便便盖了房子。

　　但是我出国考察的时候，看美国和欧洲当地的农民在刷墙的时候很有想法，他有很多的参考书，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支招，花了不多的钱刷了很漂亮的房子。从高速公路过去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们的房子很漂亮，乡村也很美丽，这是劳动人民自己弄出来的，并不是刻意的设计，这是普遍的审美的提高。而到中国的农村呢？中国的乡镇大家都觉得很土，因为没有人关心这一块。我曾经做一个项目，就在一个县、镇级的地方，他们说没有钱，那些材料做不到，我说最低能做到什么？他说就是涂料，我说涂料也可以做的很漂亮。结果我做了一个构成的涂料，刷出的房子我自己看了很满意，当时觉得自己是可以帮助人的建筑师，这个房子不丢人。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专家给中国的三线、四线城市的开发商出一些招，出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好用的招，帮助他们用有限的资金盖出漂亮的房子。

　　维拓时代建筑师 常海龙：

　　时装与服装

　　从地产的建筑设计发展历程来看，不管是德式的、日式的、法式的都做过了，包括中式的都有。有一些东西可能会成为“时装”，有一些就成为大家的“衣服”，也有一些可能注定被历史的洪流淹没了。文化、风格很重要，但是第一个要关注的是建筑本身的品质。所以对于住宅品质的追求，很多内在的东西需要我们每一个建筑师去做，因为涉及很多专业的东西，这里面可能包括现代的生活方式，可能包括景观，有跨行业的配备的东西，内在的品质。

　　对于中式的东西，首先要现代，恢复一个故宫没有意义，第二是对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能用现在的手段去实现。

　　现在对于建筑文化在争论、争议的东西太少，并不是说有很多东西大家可能不关心了，只有在争论的时候才能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比较切实的结论。

　　灾后重建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盖房子，需要解决的就是房子的安全性，第二个还得快速，第三个还得经济，其实这三个事儿是一个事儿，三个可能互相是矛盾的，但是需要同时做到。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体系来做这个事情，形成新的方向。

　　建筑师、主题工作室合伙人 王永刚：

　　形式即内容

　　建筑师面对具体问题灵活处理，非常重要。但是灵活处理的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建筑师有临时处理问题、想把东西做的更好的一种愿望，这个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个人性的最基本的需求。而现在看呢，在这方面比较少，基本上是看到的大量的是满足规范的一些房子。

　　文化形式的问题探讨得过多，探讨过多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这个形式问题确实是建筑很重要的一方面。因为一个形式出来了，它必然就体现你想要说什么话，如果一个人上台唱京剧，唱京剧不可能穿别的衣服。所以形式和内容是密切相关的。现代建筑有可能形式就是内容，所以这个有时候说探讨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探讨的可能还少，少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建筑在这方面无意识，往往愿望是想做一个很时尚的、很有价值和品位的项目，但是适得其反，做的是一个很落后、很土的东西。这个可能是讨论少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可能讨论还要更多一点。也是因为有意识形态这方面建筑的影响，我们在实验方面下了很多力量，反而在一些“欧陆风情”很现实的业务上面，我们并不是特别关注。

　　建筑师、九源三星董事 江曼：

　　坚持和妥协之间

　　2005年我是有机会参加了一次巴西圣保罗的建筑展，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之前我基本上关注于怎么能够在市场上跟开发商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有这么一批在国外接受过训练的执着的建筑艺术家，他们对建筑文化的理解和挖掘，要比我们一个猛子扎在工程设计这个领域里面的工程建筑师，实际上他们所承担的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大得多。但建筑师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要坚持文化品位，可能会要拒绝很多的客户。更多的可能是在坚持和妥协之间找一个平衡。尽管目前社会的宽容度越来越大，也有一些开发商喜欢前卫的设计。但很多时候开发商会把建筑文化的核儿丢掉，而仅仅希望给他一张时尚的外表，这个时候实际上作为一个建筑师是挺悲哀的。

　　如果没有地产市场，没有这种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连接的这么紧的情况下，房屋的建造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品位和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建筑的理念变化非常大，现在不管是从市场压力，还是从精神层面的需求，实际上这种生产的实践的机会和提供的创作空间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还是应该庆幸这个社会越来越开放，而且提供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实践的机会。那么作为我们正在生产实践中，又是正处在建筑旺年期的建筑师，不应该放弃每一个生产实践，应该是在自己能接触到的每一个机会里面，哪怕是做一点点小的变革，都是一个贡献。

　　建筑师、世纪安泰董事长 王光新：

　　强势文化与审美素质

　　无论是建筑师还是艺术家，我觉得我们首先有一个社会责任感，就是我们如何用我们的声音，或者是我们的作品，影响大众。为什么我们讲国外的建筑，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住宅，还是小房子，包括一个停车棚，或者是一个地铁的出入口都很讲究，给人感觉是一个作品，它就被接受。

　　这个接受，实际上他的艺术欣赏水平，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有可能是有一些差距，当然也有一些开发商可能提高了，在参与一些开发行为。但是全民的艺术欣赏水平或者思想的这种评价标准，我觉得站在这方面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我觉得像《安家》杂志这样的媒体，应该是长期的不间断的普及提升全民的艺术价值观念，这样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大众，能够与艺术家、建筑师的欣赏、评价标准趋同，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学什么欧陆风情了。

　　所谓“欧陆风情”，实际上是一种强势文化，它的经济发达，比如美国，其实它的历史比我们远远差很多，为什么我们在学它？为什么有市场？因为咱们觉得人家那边的东西好，才想要。好在哪呢？实际上就是人家的经济水平高，或者是幸福感强，才去学。现在我们可能在慢慢的提升，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差异，可能还是跟经济发展，跟强势的这种地位有关，才能造成这样的现象。

　　人可能到了40、50岁才发现青春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17、18岁时整不明白，可能文化也是，以后才能够真正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们在现实当中，只能是静心地思考，然后再去做一些努力。

　　建筑师、新纪元董事长 曾繁柏：

　　“新东方主义”

　　中国的建筑审美应该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点上。很多开发商已经把中国的建筑文化跟现代的建筑怎么结合，已经提到议程上了。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就形成了“新东方主义”。“新东方主义”是一种建筑风格。我认为它首先是现代建筑，必须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要求，同时必须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建筑文化和本土文化相结合。鼓励原创和科技创新，现在国家十七大之后，对节能环保提到了比较高的议程上，建筑师有责任、有义务做这件事情，开发商现在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盖房子首先得赚钱，不赚钱就得倒闭。那么怎么样节省，该花的不花是不对的，建筑师应该坚持该花的花，这对祖孙后代，对今后整个地球环境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