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时间：2012年11月2日——11月10日

　　展览地点：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号新保利大厦云楼10层

　　人是生物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统一存在。在生物意义上，DNA是构成人类遗传结构并且保证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要素；而在社会意义上，扮演同样角色的则是文化，其内在的要求是“传承有序”；没有传承，则无所谓文化，自然也就无所谓人之为人，是谓“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着落在其不同的载体之上——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人其实也是文化的载体之一种——譬如民俗、诗礼、语言等等，而书画文物则基本上是这所有载体中最显明、最重要也是最高级的一种形态，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定世代、一定时期、一定族群、一定流派、一定国别、一定地域、一定个人的文化水平、修养的工具性外化和物质性凝结。因此，在此种意义上，收藏书画文物等同於传承既有文化这一命题便是天然成立的；而收藏文化与传承文化也就自然天然地着落於收藏家这一群体之上。

　　顾名思义，既为“传承”，自然有“传”有“承”。无论是婆媳、母女间代际相传的一只极为普通的玉镯，还是镌上“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的商彝周鼎，无论是“清庙之遗”、“武库之选”，还是凝结了一时期一人群最高智慧的书画作品，人们总习惯将自己对後世子孙的某些无形的期冀，均投射於“传”这一具体的行为之上，并赋予所“传”之物以他物无法取代的精神价值。而“承”的一面则基於同样的情感，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这一基因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在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传”与“承”从来都不可能是对等而存在的，这其实也是中国漫长的收藏史上能彪炳的大收藏家屈指可数的重要原因。这种内在的情感，这种建立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即成一民族区别於他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基因”。

　　在时间轴上，“传”是向後的，而“承”则是向前的。不过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范围内，传与承本身就是同一的，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无“传”，无所谓“承”；无“承”，亦无所谓“传”；“传”是基於“承”的“传”，而“承”则是前提於“传”的“承”。我们姑且不去关照绵延数千年的收藏史，不去关照那些今日能历数的史上声名卓著的收藏家，也不去关照那些价值连城的书画之作，即便是社会中最普通一员，其本身亦无法不兼具“传”与“承”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同样，即便是最普通的一件书画作品，其本身亦必被兼具“传”与“承”之用——此所谓文化。

　　“传”“承”之要，在乎其人，书画尤然。贾秋壑、严分宜贵为权相，项子京、安仪周富比陶朱，颇嗜收藏，且所蓄均为上上之选，可惜贵“承”而贱“传”，以致薪火不继；至於宋内府、元都省、明礼部、清内廷等，亦重“承”而轻“传”，以致名迹多湮；而至美国大都会、法国卢浮宫、日本有邻馆等，“传”“承”并举，故享誉最著、被泽最广。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今日的收藏家仍局於“承”而忽於“传”，於中国文化之传承、民族文化基因之延续显非幸事。

　　洞见及此，保利博物馆及保利拍卖联合推出了本次“传承——名家递藏中国书画展”，并得到了全球矢志於此的收藏家、收藏机构的热烈响应，短短月余时间里送件多至数百件。经过仔细甄别和审查，我们遴选出百余件，其中许多堪为国宝级作品、博物馆级作品。如古代部分之《唐人写经》长卷、五代梅行思《花鸟卷》、南宋佚名《百牛图卷》、南宋俞珙《黄鹤楼图》、元王振鹏《江山胜览图卷》、元唐棣《风微笛远》、明沈周《思萱图卷》、《佳果图卷》、明陆治《塔影金沙》卷、黄道周《草书七律诗轴》、清八大山人《荷花水禽》、石涛《山水四开册》、王翚《虞山山水卷》、乾隆御笔《水仙图册》、沈源《灯市行图》、皕宋楼藏《晚清名人书札册》等，足称麟角；近现代部分之齐白石《祖国颂》、《高冠》、黄宾虹《晴峦暖翠》、徐悲鸿《雄鸡一声天下白》、《黄岳风雨》、潘天寿《欲雪》、傅抱石《飞泉图》、《听瀑图》、李可染巨幅《雄关漫道·残阳如血》、《井冈山主峰图》、陆俨少巨幅历史题材画作《女真人生活》、关山月《芭蕉雀鸣》，亦堪凤毛。

　　清初董书遍天下，当时习书者，无不以肖董似董为能。如此流风中，坚持自我的百不一见，而笪重光为其中佼佼。王文治曾称笪书云：“国初善书之家如华亭沈绎堂、慈溪姜西溟皆能胎乳古人，摆脱时径。至於披露天真，俾字里行间飘飘然有凌云之意，则吾乡之笪江上先生所独也。(《快雨堂题跋·笪江上书江冷阁集序》)”推崇备至。而笪氏书风，似从其所藏《唐人写经卷》亦可窥豹。

　　南宋继轨北宋，不管是院画还是工匠画，均以精致、瑰丽、写实见长，甚至士人画亦复如是。本次展览中，收有南宋佚名《百牛图卷》及宫廷画家俞珙的《黄鹤楼图》。前者经现代著名鉴藏大家张珩珍藏，颇为罕见；而俞珙作品所见极少，福开森《历代著录画目》中著录仅三件，此《黄鹤楼图》为其传世孤本，并历经明晋府、温邦、冯志起、陈崇本、吴荣光、吴朴园、孔广陶递藏，颇为难得。

　　元代享国虽短，然书画之盛、巨笔之夥，後世难与之伦。四家之外，王振鹏、唐棣、钱舜举等，不可枚举。由比利时尤伦斯男爵收藏的元代宫廷画家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卷》是一件堪与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方驾的纪实性风情画长卷，真实再现了元人生活场景。该卷钤有清宫鉴藏印多枚，并著录於《石渠宝笈续编》和《石渠随笔》卷四，被溥仪携出清宫後流落民间，终由尤伦斯夫妇购得。唐子华的《风微笛远图》轴亦为清宫旧物，前後曾经卞永誉、庞元济珍藏。

　　发端并发展於元代的文人画，至明而大兴盛。以流派而言，浙派、吴派、华亭派相继牢笼艺苑；以个人而言，戴进、沈周、文徵明、董其昌则相继主盟艺坛，成就中国艺术史另一高峰。由顾文彬过云楼和庞元济虚斋递藏的沈周《思萱图》卷後有沈周自书题咏，张灵、王洪、都穆、高相、顾文彬诗题，殊为难得。另一件沈周《佳果图卷》卷首有李东阳的篆额，卷後有祝允明、陆师道题跋，历经中日韩三国大鉴藏家项元汴、毕海梯、李佐贤、长尾甲、吴世昌、林熊光递藏，弥足珍贵。而董其昌为明代後期艺坛当仁不让的领袖，其影响之广，当时无出其右者。由海上著名实业家刘国钧旧藏的董氏《山水八开册》，有八开对题，并有吴湖帆题签，亦属上上之作。

　　晚明尚奇尚怪，书法尤然；而这种书风亦受到日人的热爱与追捧，日本幕府晚期的大人物山内容堂(1827-1872)即是其中之一。山内本名丰信，藩土佐，以豪饮闻名，故自号“鲸海醉侯”，与宇和岛藩伊达宗城、越前福井藩松平庆永等四人号称幕府末期“天下四贤侯”。豪饮之外，山内雅嗜中国书法，黄道周《草书七律诗轴》即其旧珍。此作绫本，高220公分，气势撼人，不可一见。後转入服部收藏，并於大正元年(1912年)展出，为第一号展品，可见珍重。此外，王铎行书《留别赵公景毅》亦曾辗转於朱廷燝、震钧之手。

　　晚明尚奇流风所及，後之作者几乎概莫能外。明宗室四僧之一八大山人的《荷花水禽图》轴系其影响於此种风气的代表作。画绘两茎荷叶，一茎荷蕾自其间穿刺而上，叶下孤鹜单足立於怪石上，别有荒奇冷怪之致。此作亦曾入日人小林荣居藏，1919年并出版於《八大山人真迹一集》，後转入广东大藏家何丽甫手，十分珍罕。八大山人另件《书画合璧册》集诗、书、画、印“四绝”於一册，民国时期为萧寿民所珍。而四僧之一石涛的《山水四开册》则为张善孖、张大千、刘力上递藏。

　　女真入关，清初艺坛风气为之一变，开始转向摹古拟古复古，代表人物即为“四王吴恽”。其中以当时的艺坛领袖王时敏影响最巨，牢笼王翚、王原祁一脉。《南山图》即其为友人祝寿所作，原系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旧藏。时敏嫡孙原祁《秋山图》轴则系李鸿章侄孙李国松旧爱，而其《仿大痴山水》轴则辗转於华翼纶、沈曾植、唐肯之手。王翚《虞山山水》卷亦迭经著名收藏家梁章钜、罗天池、潘仕成、潘延龄、徐郙等人鉴藏，其《仿王蒙山水》轴则出严筱舫藏笥。

　　清中以後，天下承平日久，书画转尚雕缛。乾隆以一国之尊，时有管城之约，所作多此。《水仙图册》四开，笔墨疏淡，色泽儒雅，体现了水仙清雅幽香的特点和传统文人画的审美趣味，颇具韵味。此作原为清宫旧藏，後由尤伦斯夫妇所得。《灯市行图》是乾隆时宫廷画家沈源之作，绘京师一角的灯市情景，再现了盛世之下元宵佳节的节日气氛和热闹场面。此轴原为清宫旧藏，上有乾隆皇帝御笔所书宋代诗人范成大《灯市行》一首，并钤清宫鉴藏印六方。

　　近现代大家所藏历代书画亦是本次展览亮点。如唐云旧藏沈周《铜官清远图》、罗聘《兰草册》等。此外，尚有诸昇的《万竿烟雨图》卷、“扬州八家”郑板桥、金农、李方膺等人作品数件，以及“小四王”中王宸与宋葆淳合绘《松下清斋图》卷、汪承霈《四友图》卷以及陆心源“皕宋楼”所藏晚清名人手札均系传承有序、来源清晰而极难一见之作。

　　近现代部分所收亦多有奇珍，而以齐白石《祖国颂》为翘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考量，1954年所作《祖国颂》都堪称齐白石最杰出的作品。这件与赠毛泽东另幅《松鹤图》同出一时的巨制，所取意象及构图均差可仿佛，绘苍松、白鹤、红日、粼波，寄寓了老人对新中国无比真诚的祝愿，可称并世无匹。而他赠高弟郭秀仪的《高冠》则属其花鸟典范之作，笔墨老辣、敷色浓妍，尺幅亦巨，甚为罕见。

　　各大家上款并旧藏的多件作品，亦系此展重点。黄宾虹赠“激真先生”的《晴峦暖翠》系其1935年所作，後转入著名收藏家郭志权“权宛楼”藏笥；而黄宾虹赠陈之初《楼台烟雨》、徐悲鸿画赠黄君璧《雄鸡一声天下白》、赠吴青霞丈夫吴蕴瑞之《黄岳风雨》等作，潘天寿赠陈叔亮之《欲雪》、赠张锡白之《晴晨》，均由上款人珍藏，在在多有，备极珍罕。

　　在新中国的山水艺术史上，傅抱石等人的“二万五千里写生”以及东北壮游等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重镇；而时任吉林文教宣传部长的宋振庭(1921-1985)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除了将由溥仪携出宫而散落东北民间的国宝大部收回，宋氏更对傅抱石等人的写生给予实际上的支持。而傅抱石、关山月等人当时画赠他的数件作品，亦极为精彩，殊为难得。其中傅抱石《飞泉图》纯出水墨，绘叠嶂之间，清流激湍，二士绝壑观泉，当是傅氏东北壮游瀑泉题材作品经典；另一件浅绛山水《听瀑图》绘一士水阁临湍，背景全以散锋勾出，亦足称典范；而关山月《芭蕉雀鸣》则将岭南常见的审美意象罗於一幅，采“匚”式构图，亦是其经典范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出自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词，表现了一种胸襟宇内的浪漫英雄主义情怀。李可染家属旧藏的李可染《雄关漫道·残阳如血》系其中岁所作，绘群山层峦间行军之景，苍凉雄浑、豪迈壮阔，而山石勾勒皴擦、树景点染敷排，无不为可染家法，的为不可一世之制。同样由家属旧藏的李可染《成都望江楼》、《峨眉山居》、《襟江阁》、《井冈山主峰图》等作，大部为六七十年代所作，对於全面、系统认识“李家山水”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曾被美国纳尔逊美术馆称为“中国最後一个文人画大家”的陆俨少，早年出入传统，功力深厚，其《烟江叠嶂第二图》、《女真人生活图》、《〈念奴娇·昆仑〉词意图》三卷，皆出自海内外各大收藏家，是陆俨少艺术全貌不可或缺的里程作品。

　　以上作品，均出历代名家名人、国内外著名公私艺术机构藏箧，多为凤毛麟角之选，平日极难一见；本次我们竭力为此，系秉吾侪一向之思，战战兢兢，期以此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及基因链作最力所能及的修复。若果能尽其万一，则幸甚也！